你知道古代男妓有多惨吗？史书都不敢细写。 有些人一听“男妓”俩字，脑袋里就冒出风花雪月、脂粉柔香的画面，好像他们活得风流又自在。可真相是——他们的生活，比你想象得脏、乱、苦、悲。他们的身体是工具，命运是货品，地位还不如青楼女子。连史书都绕着写，笔头一转，就变成了“宠臣”“相公”“面首”，背后的屈辱、恐惧、病痛和死亡，全藏在只言片语背后。 这事得从头说。最早出现“男妓”这个角色，不是在秦汉，也不是在明清，而是在春秋战国。战国时魏国的龙阳君，是个历史上留下名号的男宠。史书写他“断袖之癖”，跟魏王亲密，受尽恩宠。表面风光，实际上就是以色侍人，靠身体留在权力圈。他怕失宠，用“吃鱼欲罢不能”的故事打感情牌，才留住了一席之地。这不是智慧，是惊恐下的本能反应。他太清楚，一旦失宠，后果会多惨。 汉代更直接。汉哀帝和董贤，断袖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写下的。哀帝爱董贤到什么程度？睡觉时袖子被董贤压住，他不吵不闹，直接割了袖子。这是浪漫吗？不是。这是皇帝对男宠的怜悯和依赖，也是董贤必须用身体讨好的代价。哀帝死后，董贤被新皇厌恶，贬官、赐死，全家抄斩。宠爱没了，一朝之间化为灰烬。 到了东晋，宫里宫外都流行养少年。很多出身贫寒的男孩被买进富贵人家，从小教礼仪、练舞姿、习音律，就是为了将来当男妓用。身份跟丫鬟差不多，甚至更低。宫里不少太监也干这活，只不过没人愿意说。笔记里偶尔写到这种人，都不留名字，只写“美少年”“小相公”，一笔带过，暗示更多，不写明白。 唐代风气开放，男妓成行成市。那些在庙里修行的小沙弥，有些本来是被家里送去避乱，结果被高僧或富豪看中，养在寺里不为佛，而为色。妓院开始有“男堂”，顾客不分男女，男人也可以点“相公”。有人专门培养少年，十几岁就出场，声音软、身段轻，还要陪唱陪饮。年纪越小，越吃香。 这时候的男妓，也分等级。最底层的，是路边搭棚卖艺的；中层的，在相公堂子混饭；最上面的，是面首，被权贵豢养。这些“面首”，看上去像个贵人，其实活得最小心。明面上是“宾客”，实则连仆人都敢踩他几脚。只要惹主人不快，轻则轰走，重则活埋。 宋朝立过法，说“男娼”不许公开营业，抓到要罚。但谁也知道，这条法律基本是写着好看。地方衙门根本管不了，管了还怕得罪人。因为不少“男相公”的后台，就是达官显贵。 到明代，事情更复杂了。明中期开始，南方一些城市如苏州、杭州、扬州，出现专供男人消费的“相公堂子”。里面的男妓叫“小倌”“契弟”，不接女人，只服侍男客。有诗人把他们夸得天花乱坠，说“红粉易得，风骨难求”，把男人审美也引上了“娈童”路线。 可这群小倌的命有多惨？首先，他们很多是被家人卖掉的。家穷，有个长得俊的孩子，就送去给堂子老板。从七八岁开始训，十三四岁出场，十九二十就退役。有的染病死，有的被“干净处理”后赶出门。退役后去哪？没人管。有人改行唱戏，有人去庙里做小工，有人直接死在街头。谁来管？没人。 到了清朝，朝廷嘴上正经，底下更乱。清稗类钞里有记，富人家养“契弟”，不叫奴才，也不叫伙计，就叫契弟，表面兄弟，实则玩物。有些旗人家里三妻四妾不够，专门在外养相公。还讲规矩，要长得细、穿得净、嗓音软，还得识字写诗、会弹琵琶，陪喝陪唱陪睡，一样都不能少。 清末笔记常提到“兔儿爷”，就是男妓的隐语。这些人出现在园子、庙会、私宅、赌馆，只要钱到位，什么都可以做。可他们活得怎样？不值钱。出了事，没人替他们说话。他们生病不敢去医馆，怕身份暴露；死了，可能连尸体都被人用麻袋一裹，扔河里。 你说他们为什么惨？首先是出身低，大多是贫家子弟，没有选择权。再就是社会看不起，男人被“用”，被当成“娘们”，就会被笑话、鄙视，连同情都得不到。第三，是他们被法律边缘化。你说他犯法吧，没人管；你说他受害吧，也没人管。活着没人当人，死了没人留名。 史书为什么不细写？有三层原因。第一是儒家思想，不准谈“淫秽”，不准说男人“下贱”。第二是体制选择，把这种事归到“私人生活”，连刑部档案都少。第三是文人忌讳，他们自己可能就是常客，但笔下绝不承认。写诗可以调戏“红楼少年”，但绝不承认那是“男妓”。 所以你看到的历史里，只有龙阳、董贤、安陵、宋玉这些“风流典故”，听起来像爱情故事。可真相是，这些人很多就是当年体制下的性服务者，活得比谁都累。他们没名字，没身份，没未来。 他们是真的惨。不是苦情戏那种“有爱不得”，而是活着都很难，看不见尊严，也看不到出口。 现代很多人还喜欢调侃什么“断袖”“兔子”，说得轻松，其实背后是一整条人命被沉默的历史。如果没有人提，那些故事就会被“风流”两个字吞掉，再也没人知道，他们活着到底多不容易。 这才是史书不敢细写的东西。越是遮住的，越说明它残酷。古代男妓，不是浪漫，是悲哀，是一代代被压在纸缝之间、连名字都留不下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