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天，北风裹着灰土刮过山西阳城南马厂村，一处低矮的瓦房里，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刚端出来。李凤岐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他刚刚被抓，敌人说，这是行刑前最后一顿饭。 他低头说自己吃不下。房东却弯下腰，轻声说了句：“这碗饭你必须吃，还得慢慢吃、好好吃。”一句话，说得轻，却像铁一样砸在他心头。 这不是普通的一顿饭，也不是普通的一句话。 李凤岐明白，事有蹊跷。 这年他已经42岁，从1938年入党起，干地下工作干了快十年。他出身河南乡村，早年穷困，靠给地主打短工糊口。到延安后，他在党的组织下接受培训，被派往晋豫边区开展工作。 他不是那种台面上开大会、拍桌子的干部，他干的是最危险的活儿——敌后渗透、侦察、策反、联络，换句话说，就是随时可能被枪毙的差事。1940年代后期，晋南地区局势混乱，还乡团、伪军、土匪交织，党组织急需一批老练、灵活、敢打敢拼的干部潜入敌后收集情报、发动群众。 李凤岐，就是那种“干得又狠、藏得又深”的人。他长相普通，说话低调，走在人群里一眼认不出来。他曾经在阳城县周边打入过多个地方部队，甚至混成了伪军小队长。他的任务不是杀敌，而是拖延、泄密、破坏。 在一次押粮任务中，他故意迟发命令，使得整支队伍误时错路，粮食没运到前线，敌军行动被迫取消。还有一次，晋冀鲁豫边区某支部队打算夜袭敌营，正是他提前送出的手绘地图和人员调度表，确保整个战斗干净利落、零失误。谁都知道有内应，但没人怀疑是李凤岐。 他干这些事时不靠枪，不靠炸药，靠脑子、靠胆子、靠一身不会说的本事。他能在敌人眼皮底下混迹三年，靠的就是一张死人脸和比谁都冷的心。 可再厉害，也有失手的时候。 1947年12月，李凤岐刚从淮安撤回南马厂村。任务完成，他准备下一步撤离。夜间路过村头小树林时，被一伙还乡团分子堵了个正着。他们认出他是“外地人”，又从他身上搜出可疑的纸条，当场把他捆了起来，送去村里的地主家扣押。 房东叫吴必荣，四十来岁，是老乡绅，家里有点地，平时和各路人马都有打交道。这天他家突然被安排做“看押点”，他也没多说什么，准备好稀饭、咸菜，还烧了锅水。 李凤岐被反绑着丢在屋角，脸上溅了些泥巴，嘴角有血，身上的军装也被撕得七零八落。他闭着眼装睡，耳朵却一刻不停地听。 房东没说话，只默默看着他。 半小时后，一碗饭端来了。 李凤岐没动。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很多地下党死前都被例行“送断头饭”，是种看似人道、实则讽刺的安排。他本能地摇了摇头。 吴必荣却把碗推近，说了那句话。 那一刻，李凤岐的心跳顿了一下。他看了房东一眼，没说什么，接过碗，端起来。 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嚼，咽得比任何一顿饭都用力。 吃到一半，他舀到碗底，触到硬物。 不是石子，是一片锋利的刀片，薄得像纸，边缘刚好藏在米粒与碗壁之间。 他把刀片含在嘴里，没露声色，低头继续吃，脸上没有一丝波动。敌人守在屋外，吴必荣去煮水，屋里没人注意。李凤岐靠墙挪了挪身子，趁着用口咬刀片的掩护，把绑着的麻绳慢慢割断，手指被刀片划出血，但他咬牙不出声，动作像一头准备逃命的老狼。 不到十分钟，他摆脱了绳子，轻手轻脚走到门边，侧身从柴垛后钻出，穿过后墙的狗洞，进了村西头的坟地——乱葬岗。 那天夜里零下十几度，他一身湿汗，钻进荒坟旁的杂草堆，盖了几层腐草，不敢睡，只敢闭眼听风。 第二天清早，还乡团发现人不见了，调了整村人搜索。他躲了三天三夜，连水都不敢喝。等敌人撤走，他才从坟堆里爬出来，瘦了整整一圈，脸上像换了一层皮。 他靠着一户老乡换了身衣服，绕山路两百多里，几天后回到了党组织设在阳城的联络点。 没几个月，南线主力部队发动晋南攻势，李凤岐被编入人民解放军313旅随队南下，参加了解放运城、临汾等数次战斗。立了三等功，军功章压在一封电报下面，没声张。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任武装部部长。但任职不到两年，他就主动辞职，理由是“文化不够，带兵合适，管干部不行”。 上级不同意，他坚持。最后，他把军装叠好，连夜离开县城，回到老家盖了三间土屋，种地、养牛、劈柴、读书。 他从没讲过自己当年的事，邻居以为他是从部队退下来的老炊事员。 1979年，有人采访老游击队，他的名字才重新被提起。 村里人才知道，那个总是弯腰种田的老汉，是当年敌后最神秘的地下党员之一。 他活到八十多岁，病逝那年，村支书在他家翻出一本小册子，记满了每日天气、庄稼收成，还有最后一页，写着：1947年12月7日，断头饭，吴必荣，永不忘。 那一页，写得干净，像是碑文，也像是一场诀别。 没人知道吴必荣后来怎么样，也没人知道那把刀片藏了多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碗饭，是他活下去的开始，也是一个村庄，一个人心底最后一点光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