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女流氓”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砰！呐喊声戛然而止。 翟曼霞1958年出生在南方一个小镇，家里条件不错。父亲翟忠是个跑丝绸和茶叶生意的商人，母亲李梅管着家里的账本，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宽裕。小时候，翟曼霞就挺聪明，喜欢读书，尤其是那些讲外国故事的书。她爸妈看她有好奇心，又有钱，就决定送她出国念书。那时候能出国可不是小事，说明家里真挺有底气。 12岁那年，她坐船去了瑞士，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所寄宿学校待了六年。那里环境好，山清水秀，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她学得不错，法语德语都说得溜，还喜欢上了艺术和文学。国外的生活让她接触到很多新想法，比如个人自由、自我表达，这些在中国那会儿根本没人提。时间久了，她开始觉得家乡的传统规矩有点束缚人。 1976年，翟曼霞18岁，回到了中国。可这时候的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缓过来，社会风气保守得要命，政府对任何“不守规矩”的人都盯着紧。她带着一身国外学来的观念回来，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喜欢穿洋气衣服，涂口红，颜色鲜艳，款式大胆，跟满大街的灰蓝制服一比，显得特别扎眼。 她还不止是打扮出格，感情生活也挺“开放”。那时候社会讲究女人要矜持，她却跟好几个男人谈过恋爱。有一个叫张伟的年轻画家，跟她挺投缘，两人聊艺术聊政治，关系热烈但没长久。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觉得自己有权利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可在当时，这就成了大问题。街坊邻居背后指指点点，说她作风不好，太“放荡”。 这些事儿在今天看可能没啥，但在80年代初的中国，绝对是离经叛道。尤其是1976年到1983年这几年，社会上还残留着文革的影子，大家都怕乱，政府也想把一切管得死死的。翟曼霞这种不服管的人，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1983年夏天，事情终于炸了。那天天气热，翟曼霞跑到河边游泳，穿了件泳装。当时的泳装跟现在比其实挺保守，可在那个年代，露出胳膊腿就够让人大惊小怪了。结果有个路人看不下去，直接举报了她。警察来了，把她抓走，罪名是“流氓罪”。 “流氓罪”这词听着挺吓人，其实特别模糊。那几年正赶上“严打”，政府要抓典型，管你是打架斗殴还是生活作风“不正”，都能算“流氓”。翟曼霞这事儿，搁现在可能就是个小八卦，但在当时，直接上升到道德和法律的高度。她被抓的时候，估计也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 审判过程很快，公诉方拿出了她的“罪证”：跟好几个男人有关系，穿得太出格，还有那次游泳的事儿。法庭上，她没认怂，说自己没害过人，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跟别人没关系。可这话在当时没人听。 那时候的法律不像现在这么讲究程序正义，“严打”政策下，法院就是要杀鸡儆猴。她那些国外带回来的想法，在法官眼里就是胡说八道。证据也好，辩护也好，都没用，最后判了她死刑。整个过程简单粗暴，反映了那会儿社会对“不一样”的人有多排斥。 1983年夏天，翟曼霞被带到刑场。面对死亡，她没求饶，也没沉默。就在枪口对准她的时候，她喊出了那句让人忘不了的话：“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枪响了，人没了，但这句问话却留了下来。 她的死在当时没掀起太大波澜，毕竟“严打”期间，这种事不算稀奇。可后来回想，这句话里满是不甘和对不公的质问。她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坏人，就是个想活得自由点的人，却撞上了那个年代的铁板。 1983年的中国，正处在“严打”高潮。这运动从1983年开始，持续了好几年，目的是清理社会上的“乱象”。政府觉得文革后社会风气松散，得狠狠整治一下。结果就是很多小事都被无限放大，像翟曼霞这样的人，很容易就被扣上“流氓”的帽子。 “流氓罪”这罪名本身就很宽泛，从打架闹事到私生活不检点，都能往里装。加上那时候舆论一边倒，普通人也不敢多说话，翟曼霞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她不是唯一一个因此被重判的人，但她的故事因为那句喊话，显得特别刺耳。 翟曼霞的经历，其实是两种观念的硬碰硬。她从国外带回来的个人主义，跟中国当时的集体主义完全对不上。80年代初，社会强调服从，个人得让步给整体。她的生活方式，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对这种规则的挑衅。 这也让人想到，那时候对女性的要求尤其严格。男人有点出格，可能还有人笑笑就过去了；女人要是“不守规矩”，立刻就被钉上耻辱柱。翟曼霞的遭遇，跟性别观念脱不了干系。她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她的死，多少反映了那时候女性自由的艰难。 回头看翟曼霞的故事，挺让人感慨的。她不是完美的人，可能也有她的毛病，但她用生命问出的那句话，值得我们想想。今天的社会比那时候宽松多了，可自由和规则的边界在哪儿，还是个问题。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太过压抑个性，可能会酿成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