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一男知青为了回城，抛弃了农村妻子。分别时，妻子哀求地说：“带着我吧！”男知青却头也不回的走了。没想到，留给自己的却是终身悔恨…… 白晓峰出生于上海，父母是大学教授，家境优越，书香门第。他自小成绩优异，常在学校作文比赛中名列前茅，邻里都夸他是“好囝囝”。1968年，高中毕业后，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白晓峰主动报名，决定去云南插队。母亲李秀兰极力反对，劝他留在上海进工厂，但他坚持要去，觉得这是为国家做贡献。母亲无奈同意，但反复叮嘱：“千万别娶农村姑娘，城里生活不一样。”白晓峰点头应允，背上行囊，踏上前往云南的火车。 1970年春，他来到西双版纳的一个小村庄。村子四周环山，空气潮湿，泥路坑洼，村民住着竹木房，生活简朴。他被分配到生产队，与村民一起下地干活。烈日下，他挥锄挖土，汗水湿透衣衫，双手很快磨出水泡。晚上睡在知青点的硬板床上，耳边尽是蛙鸣虫声，疲惫不堪，但他咬牙坚持，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几个月后，村里小学缺老师，得知他是高中生，村长请他去教书。他欣然接受，走进简陋的砖瓦教室，面对破旧桌椅和坑洼黑板，开始教孩子们语文、数学，还讲上海的故事。孩子们穿着补丁衣，赤着脚，喊他“白老师”，课堂充满笑声。 在学校，他认识了李云，村支书的女儿。她模样清秀，笑起来有浅浅酒窝，性格温柔勤快，常提着竹篮送蔬菜或帮打扫教室。一次春耕活动，他们一起搬运农具，边干活边聊天，渐渐熟络。李云虽没读多少书，却渴望学习，白晓峰便教她识字。夜晚，他们在油灯下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她认真模仿，额头渗汗。1972年，白晓峰鼓起勇气表白，两人在村里的小树林互诉心意。1973年，尽管母亲来信反对，他们在村里办了简单婚礼，村民敲锣打鼓，送上祝福，场面热闹温馨。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知青返城的机会，白晓峰的同学们陆续收拾行李，告别农村，回到上海的工厂或学校。母亲李秀兰的信接连寄来，催促他回城，称已为他安排好工厂工作，但要求他与李云离婚，否则断绝关系。她还描述上海的繁华和高楼，勾起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他站在村口，望着远处的山峦，犹豫不决。一天傍晚，他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手中攥着母亲的信。李云看出他心事，蹲在他身旁，提议留在村里，称只要两人在一起，日子总会好起来。他握住她的手，沉默良久，最终松开。 几天后，他下定决心。那是个清冷的早晨，村里薄雾弥漫，公鸡啼声划破寂静。他悄悄起身，收拾好布包，轻轻推开木门，怕惊醒熟睡的李云。他踏上泥泞小路，朝村外走去，脚步沉重。身后传来急促脚步，李云披着单薄外衣，赤脚追来，头发散乱，泪流满面。她扑到他面前，拽住他袖子，哭喊着求他带她去上海。他停下脚步，喉咙哽咽，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想到母亲的警告和上海的未来。他深吸一口气，低声说对不起，称她有家人和村子，日子会好起来。他用力挣脱她的手，快步向前，泥土在鞋底吱吱作响。李云跌坐在地，双手捂脸，哭声撕心裂肺。几个早起的村民远远看着，无人上前。他咬紧牙关，头也不回，消失在晨雾中。 白晓峰回到上海，进入国营工厂，母亲为他安排了与一位上海女子的婚姻。婚后，他有了一个儿子，住进宽敞公寓，生活看似美满。他从普通工人升为车间主任，家中添置了电视机和收音机，物质生活无忧。夜深人静时，他常坐在阳台上，凝望夜空，脑海浮现李云在村口哭喊的身影。他试图通过忙碌工作麻痹自己，却总在梦中看到她的笑脸。 1998年，他与妻子因感情不和离婚。同年，几位当年的知青组织回访云南，他报名参加。火车驶入云南，窗外的青山绿水勾起回忆。他想起与李云一起在田间劳作，想起她教他包粽子，心头酸楚。到达村庄，泥路已铺上石板，但老校舍依然破旧。他找到老乡询问李云下落，老乡叹气说她几年前病死了。他愣在原地，泪水模糊视线。老乡又说，李云终身未嫁，独自抚养一个女儿。他心跳加速，忙问女儿在哪儿。在村民指引下，他来到一间简朴屋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走出来，眉眼间有李云的影子，却带他的轮廓。他颤抖着说自己是她父亲，姑娘冷笑，称他抛下母亲，现在才来认亲。她说李云怀孕后拒绝父母劝说，坚持生下孩子，独自拉扯她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