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挺身而出，救下被日军围困的中国女孩。
1937年12月，战火纷飞的南京城笼罩在绝望的氛围中。刺骨的寒风裹挟着硝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哀嚎声。夕阳的余晖如同鲜血般染红天空，残垣断壁下，一名年轻女子遭到几名日军士兵的围堵。他们残忍地撕扯她的衣衫，女孩的尖叫声在冰冷的空气中颤抖。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身材高挑的女性出现了，她身穿素雅的长裙，手臂上醒目的红十字标志在昏暗中闪耀。她用流利的汉语严厉斥责那些士兵：“住手！你们这些畜生！”
士兵们动作一顿，手中的武器也僵在了半空。他们注意到这位女性臂膀上的红十字标志，稍作迟疑后，便悻悻地放下武器，狼狈逃窜。女孩瘫倒在地，泪水与恐惧交织。这位勇敢的女性，正是明妮·魏特琳——一位坚守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她的英勇行为，给无数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带来了生的希望。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魏特琳为何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南京？她又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对抗日军的暴行？她最终为何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疑问，都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故事。
魏特琳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普通的家庭，家境贫寒，她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之后，她受美国基督教会的委派来到中国。她先在安徽合肥担任一所女子学校的领导，1919年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担任要职。她爱上了这座城市的山水，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里勤劳善良的人民。在课堂上，她常告诫学生：“唯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免受欺凌。”
她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早已将自己的命运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1937年夏，淞沪战役爆发，日军侵略的铁蹄步步逼近南京。11月，美国大使馆多次敦促魏特琳撤离，警告南京即将沦为人间地狱。同事们也纷纷劝说她回国，但她始终平静地拒绝：“我不能离开。就像船长不能抛弃他的船，母亲不能抛弃她的孩子，我必须留在这里。”
这份坚定的决心，源于她对南京的深厚感情，也源于她对人道主义的坚定信仰。她或许并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将成为她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城，南京大屠杀惨剧正式拉开帷幕。 街道上尸横遍野，火光冲天，哭喊声与枪声交织成一片可怕的景象。日军烧杀抢掠，肆意妄为，对女性的暴行尤为令人发指。据记载，仅在第一个月，就有约两万名女性遭到日军的侵犯，南京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毁。魏特琳迅速行动，将金陵女子大学改造成妇女儿童的避难所，并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合作，共同营救更多难民。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室、实验室，甚至校园的草坪上，都挤满了惊恐万分的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收容了超过一万三千人。她组织教职工巡逻，安排外籍人士轮流值守，自己则几乎夜以继日地守护在校门口，阻止日军的侵扰。有一次，几名日军士兵翻墙闯入，企图抓走年轻女子。魏特琳及时赶到，用英语和汉语斥责他们：“你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还不快滚！”
日军士兵勃然大怒，有人挥拳打她，有人用刺刀威胁，但当他们看到她臂膀上的红十字标志和美国国籍后，最终还是退却了。红十字标志代表她在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身份，日本军方曾下令不得伤害这些中立国人士，这成了她对抗日军的唯一“护身符”。
避难所里的生活极其艰难，粮食匮乏，饮用水也严重不足。魏特琳四处奔走，用自己的物品换取粮食，甚至典当了自己的戒指。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好多天没吃过肉了，街上什么也买不到。” 她鼓励难民：“中国不会亡，我们要活下去！”
她还冒险寻找失散的亲人，多次与日军交涉，成功救回了数十人。1938年2月，她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658名失踪人员的名单，3月和4月又组织了两次请愿活动，收集了上千个签名，试图营救被关押的平民。每一次交涉，都让她直面日军的暴行。她亲眼目睹了街道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水塘里漂浮的遗体，耳边回荡着无辜者的哀嚎。这些惨状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里。她的日记记录了无数令人震惊的细节：“我从未听过如此悲惨的故事……丈夫被强行带离卧室，怀孕的妻子则被刺刀剖腹……”这些记录，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证据，与拉贝日记一起，珍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1938年，国民政府秘密授予魏特琳“采玉勋章”，表彰她的义举。
魏特琳的故事，是关于勇气、牺牲和人性的传奇。她用生命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被南京人民尊称为“活菩萨”。她的日记，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点燃了后人对那段黑暗岁月的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至今仍是中日关系的敏感话题。魏特琳的记录，与其他国际人士的证词一起，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企图。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守护未来。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片小树林里，魏特琳的铜像静静矗立，身后是她最喜爱的菊花。她用生命书写了“金陵永生”的篇章，她的勇气，将永远铭刻在南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