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内线估计地位不低！佩泽希齐扬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走到今天，佩泽希齐扬是要负有责任的。
马苏德・佩泽希齐扬的名字在伊朗政坛并不算陌生，但真正让他走到台前的，是2024年那场充满戏剧性的总统选举。
1997年，佩泽希齐扬的政治生涯正式起步，他先是加入哈塔米内阁，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后升任部长，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经验，也塑造了他“技术官僚”的形象。
2008年进入议会后，他连续五次当选议员，并在2016年至2020年担任议会第一副议长，逐渐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人物。
2024年总统选举中，他以“为了伊朗”为口号，提出8%的经济增长目标，主张通过对外开放和解除制裁来振兴经济，吸引了不少对现状不满的选民。
然而，佩泽希齐扬的执政之路并不顺利，他上任后首先面临的是美国持续的经济制裁，这导致伊朗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50%，失业率居高不下。尽管他试图通过与西方谈判来解除制裁，但受制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保守立场，实际进展有限。
其实，他在竞选中曾承诺恢复伊核协议谈判，但哈梅内伊多次公开表示反对向美国妥协，强调“抵抗型经济”的重要性，这种内部分歧使得佩泽希齐扬的外交努力处处受限，甚至被外界批评为“雷声大，雨点小”。
在经济管理上，佩泽希齐扬的表现也备受质疑，他的政府半年内经历了三次重要人事变动，包括副总统因奢华旅行被解职、财政部长因经济管理不善被弹劾。这些事件不仅暴露了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削弱了民众对改革派的信任。
更讽刺的是，佩泽希齐扬曾承诺“简单生活”，但他的亲信却被曝出花费数万美元进行南极旅行，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地区事务中，佩泽希齐扬的立场同样充满矛盾，他一方面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却延续了伊朗对“抵抗轴心”的支持，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这种双重标准在2024年7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遇袭事件中尤为明显。
哈尼亚在德黑兰参加佩泽希齐扬的就职仪式后遭暗杀，伊朗方面迅速指责以色列，并誓言报复，尽管佩泽希齐扬公开表态支持哈马斯，但事件本身却暴露出伊朗在安全管理上的漏洞，以及其与地区激进组织的深度绑定可能带来的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虽然他属于改革派，但为了稳固权力，他不得不与这支掌控伊朗经济和安全命脉的力量合作。
他在就职演说中多次赞扬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在哈尼亚遇袭事件后与卫队口径一致，强调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这种妥协虽然帮助他在保守派主导的政坛中立足，却也限制了他推行改革的空间，甚至被批评为“向保守势力低头”。
不过，佩泽希齐扬的执政困境同样也折射出了伊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作为总统，他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实际权力受制于最高领袖和保守派主导的议会、司法机构，他的改革主张，如放松社会管制、改善与西方关系，在保守派的阻挠下难以落实。
此外，佩泽希齐扬的民族背景也成为其执政的双刃剑，他出身阿塞拜疆族和库尔德族家庭，长期关注少数民族权益，主张在学校教授阿塞拜疆语，这种身份让他在少数民族中拥有较高支持率，但也引发了波斯族保守派的警惕。
有分析认为，他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是哈梅内伊为了平衡民族矛盾而做出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并未带来真正的权力共享。
佩泽希齐扬的案例揭示了伊朗政治的复杂性，他既是改革派的希望，也是体制内的妥协者，他试图推动变革，却又被旧有的权力结构所束缚。
伊朗走到今天这一步，佩泽希齐扬的责任不可推卸，但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他个人显然有失公允。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伊朗的神权体制与现代化诉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国际制裁下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这些问题，远非一个总统的任期所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