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位年近七旬的儒雅老者，站在胡适墓前，泣不成声。他的眼泪打湿了地面，陪同者也忍不住感同伤悲。 1966年，台北南港胡适墓园，林语堂已经71岁，穿着灰色长衫，拄着拐杖，站在胡适墓碑前泪流满面，泪水滴在地上，旁边的人也跟着难过。他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事情得从1919年说起。那年，林语堂刚到哈佛读书，踌躇满志，可没多久官费就断了，生活一下没了着落。 更糟的是，他妻子廖翠凤生病住院，花光了家里积蓄。他急得没办法，写信给国内朋友求助，可没人回。他硬着头皮给胡适写了封信，求胡适担保借1000美元，承诺学成后还钱。 那时候林语堂就是个普通学生，胡适却是北大教授，大名鼎鼎，两人根本不认识。 没想到，没几天胡适就回信了，信里还附了张1000美元的支票，写着这是北大工资预支款，让林语堂回国后去北大教书。这笔钱救了急，林语堂才继续读下去。 1921年，他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士，又没钱了，房租都快付不起。他咬牙又给胡适写了封信，求再预支1000美元。 胡适二话没说，又寄了张支票，信里还是没多余的话。 1923年，林语堂回国，去了北大教书，第一时间找校长蒋梦麟要还这2000美元。蒋梦麟查了半天账，愣是没找到这笔钱。 后来才搞清楚，这钱根本不是北大的，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胡适从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连林语堂也不知道。 1966年，林语堂站在墓前，掏出当年的信纸，泪水止不住。这段恩情，他憋了半辈子，终于在墓前说出来。 胡适帮过的人，远不止林语堂一个。他这人特别大方，谁有难处他都愿意拉一把。 抗战期间，他在华盛顿当大使，工资不高，但每月都往国内寄钱。他寄了1600元回家，夫人江冬秀在安徽老家过得也挺拮据，可还是把钱分成好几份，分给了罗尔纲、吴晗、毛子水这些学者，还帮了几个乡亲，连佣人都给了份子。胡适的钱，救了不少人的急。 1962年，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开会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71岁。消息传开，台北很多人去悼念，他的书在书店被抢购一空。林语堂知道后，难过了好久。 1966年，他专程去胡适墓前，公开了当年的往事，很多人听完都特别感动。林语堂晚年在台湾定居，家里书房摆满了书，他每天写文章、译书，笔从没停过。他翻译《老子》，还写了不少散文，书桌上老放着胡适的书，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 1976年，林语堂生病去世，81岁，留下一堆书稿，至今还有人读。胡适的书，像《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诗歌的新路子。他的《容忍与自由》讲宽容和独立思考，现在看还是特别有道理。林语堂和胡适的故事，像是民国那段历史的缩影，透着人情味和风骨。他们留下的书，值得一读再读。 1919年，林语堂落魄的时候，胡适没见过他，只凭一封信就寄了钱，这得有多大的胸怀？后来林语堂第二次求助，胡适还是没犹豫。 这种信任，在现在这个社会听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胡适从没把这事挂在嘴边，2000美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他却像做件小事一样，没跟任何人提。 林语堂呢，感恩了一辈子，直到胡适去世，他才在墓前把这事说出来。这不是简单的还钱还债，而是两个人的情义，厚重得让人动容。 胡适帮林语堂，不光是救急，更给了他继续学业的机会。 林语堂后来能写出《吾国与吾民》，能把中国文化传到全世界，跟胡适的这两次帮忙脱不开干系。 胡适的为人，不光体现在钱上，他对学问、对朋友、对社会，都是一样的真诚。 他提倡白话文，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为了让普通人也能懂学问。 他当大使，帮国内的学者和乡亲，是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得互相扶持。 林语堂也一样，他写文章幽默又接地气，办杂志是为了让大家敢想敢说。俩人虽然路子不同，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国家更好一点。他们的故事，放到今天，还是能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 林语堂和胡适生活的那个年代，民国时期，文化圈热闹得不行。北大、清华聚集了一堆大师，钱穆、梁启超、蔡元培，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那时候中国刚从封建社会走出来，思想碰撞特别激烈，有人想全盘西化，有人想守住传统。 胡适站出来推白话文，写《新青年》，让大家用大白话写文章，这在当时可是革命性的。 林语堂呢，受了胡适的影响，也用白话写文章，还加了点幽默，读起来特别亲切。 他的《论语》杂志，专门登那种轻松又有点深度的文章，特别受欢迎。胡适和林语堂的努力，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新思想，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 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讲要尊重不同意见，这在当时很多人听不惯，但现在看，特别有远见。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教人怎么活得自在，书里那种中西结合的智慧，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他们的书，影响了好几代人，连老外都读。
大牛
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