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40岁的邓稼先在国庆节这天，携妻儿看望岳父许德珩一家人并合影留念。 邓稼先生于皖西书香世家，祖上邓石如以篆刻名世，父亲邓以蛰在北平讲授美学。 他幼时坐在父亲书桌旁背诵《论语》，夜深又举着煤油灯翻阅《物理学大纲》。 家风温润，不言仕途，只言“学术为国”。 抗战爆发，十六岁的邓稼先护送弟弟南下，辗转千里进入西南联大。 昆明城外干热风卷着尘土，他在土墙教室聆听叶企孙、吴大猷的讲解，于默默无闻处夯实理论基础。同窗杨振宁常带他讨论费米面势与中子截面，两人以白纸灰笔推导公式，窗外炸弹落在远山，震动却传入年轻人的胸腔。 战火退去，他短暂执教北大，旋即远赴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 二十二个月后，他以《氘核的光致蜕变》取得博士，导师递上去英国深造的推荐信，他礼貌婉拒，将全部行李装进一只皮箱，八月二十八日登船向东。 归国时的天津码头人声鼎沸，新生政权的旗帜在灰色天空下猎猎作响。 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实验经费拮据，铅玻璃、云室、示波管都需报批抢购。白昼他在实验平台记录散裂数据，夜里伏案写作《壳模型在中轻核中的适用性》论文，偶尔陪妻子到协和医院值夜班，看病人出出进进，心里盘算的不仅是学术，还有时代的去向。 九年科研生涯，他娴熟掌握中子输运与爆轰方程，也在日常平静里养成沉默性格。 一九五八年夏，钱三强递来绝密调令，内容只写“前往二机部报到，从事国防新技术研究”。 邓稼先没有追问详情，当晚回家，客厅灯光昏黄，孩子已入睡。 他对妻子轻声交代：“以后家里大小事只能靠你。”不解释，不拖延，第二天便乘军车驶向西北。 代号“九所”的荒原基地昼夜寒凉，试验楼外只有风沙和星光。纸张、算盘、手摇计算机堆满长桌，推导链式反应的临界条件需成千上万行运算，稍有误差就前功尽弃。 邓稼先带领三十余名青年，把内爆曲线图钉在木板上反复校对，熬夜到灯油见底。 中苏交恶后，苏方专家撂下技术资料撤离，邓稼先关掉收音机，默念“自力更生”四字，继续往前。 三年时光散进沙砾，他的鬓角添了白丝，研究团队终于给出完整的裂变弹物理流程。 一九六四年秋，中央批准首爆计划。 罗布泊试验场开始倒计时，邓稼先却被通知回京三日。 军用列车夜行，他隔窗看戈壁月光闪烁，思绪掠过尚未验证的边界条件以及未留签名的研究报告，也掠过儿女稚嫩的脸。 北平清晨，城楼彩旗高悬，他在车站拥挤人潮中侧身前行，如同隐匿暗流。 节日管弦声中，他踏进许家老宅，许德珩坐在藤椅抚须，目光慈祥却并不多问。一顿家常饭饭菜简单，桌上青葱豆腐与鸡汤热气升腾。 饭后合影，许德珩执笔写下日期，底片还带着余温，邓稼先已戴上军大衣，步履匆匆。 送别时，女儿问：“爸爸的工作是什么？”母亲轻轻把孩子抱进怀里，让清风带走疑问。 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罗布泊沙丘闪起刺眼白光，蘑菇云拔地扶摇。 地震仪、闪光照相机、气象气球一齐记录这飞升的火球。指挥坑道里，人们握拳欢呼，邓稼先只是长长呼气，随即拿起铅笔在草图上勾画下一步氢弹整合方案。 电报飞往北京，新华社公告发布时，城里市民围在收音机旁热泪盈眶。 合影中的老人端坐书房，默默翻出那张照片，将它夹入日记。没有人公开提及中年人的名字，相机定格的笑容与遥远戈壁的轰鸣在暗处交汇。 氢弹研发随即提上日程。 理论模型需要把裂变与聚变耦合成“热核二级”，爆轰程式繁复，材料常数缺乏文献可循，邓稼先与同事以手算逼近临界，实验数据往往深夜三点才得出。 戈壁滩沙暴席卷，计算纸张在风口飘飞，他用石头压住，不肯放弃。 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理论方案以“邓—于”暗号命名，世界目光再度震惊。 法国人用了八年完成同样跨越，美国七年，苏联四年，而中国的时间轴被极限压缩。 七十年代，技术迭代进入中子弹阶段，试验环境辐射剂量剧增。 一次装置回收现场，邓稼先为抢救关键部件深入高剂量区，随行防护员记录剂量时面色苍白。 辐射烙印悄悄埋入身体深处，直至七九年症状显现。 诊室里，他躺在白色床单上，医生低声商量手术方案，他只是托人带走实验记录，不让数据中断。一九八五年八月，直肠癌确诊。 媒体尚未公开他的身份，病房走廊冷清，只有少数同事轮流探望。 杨振宁从海外赶来，提起奖金分配时露出惊讶，邓稼先半躺半坐，笑着回答：“一颗弹给十块钱，够买书。” 隔年七月，中央解密决定下达，新华社提前草拟人物通讯稿件，但邓稼先已无力翻阅。 二十九日凌晨，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停止呼吸，终年六十二岁。 许德珩亲书挽联：“稼先逝世，极悲痛”，墨迹洇开，像远处雨云压在天际。 国家级追悼会召开时，许多参会者第一次看见他的遗像，也第一次得知“九所”往事。 逝世十周年，中国在罗布泊完成第４５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当晚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 戈壁滩的风掠过旧靶场，吹动荒草沙砾，吹散昔日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