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南下失利的红四方面军在丹巴休整了大半年时间。期间36岁的金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看上了人称丹巴一枝花的藏族女干部查比二姐（汉名杨秀英），两人很快喜结连理。 可惜两人结婚几个月就分开了。 邵式平长征去了延安，查比二姐留在丹巴。 邵式平一直将查比二姐记在心里，解放后曾托人寻找，1965年去世时嘴里呼唤着查比二姐的小名“阿初”。 邵家坂位于江西弋阳北端，田亩贫瘠，人多地少。 邵式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他幼时家贫，父亲早逝，母亲靠酿酒挑水维生。九岁那年，族人勉力筹资，将村里唯一识字的男孩送进私塾。 昏暗油灯照着破旧竹席，他趴在案边记字，识得“民”“苦”“田”“税”四字后，猛然发现教科书里的天下与身边的山沟沟并无隔膜。 书上说“赋敛繁重”，窗外同样有人因欠租被逐。 质问与思索由此萌生，辛亥风潮传到赣东北，童生们议论新政，讲堂里混杂儒经与《民报》。 青年邵式平被那句“开民智”深深触动。 弋阳战乱加剧之际，他辗转进入南昌一中。这里汇聚来自鄱阳湖畔的进步学生，方志敏、黄道已在校内创办《青年报》。 邵式平加入撰稿，文笔稚嫩，观点朴直，却句句指向田间土地。 数年后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课堂外常往新文化学会听演讲。 李大钊“铁屋子”比喻激动了整座礼堂，他在人群中攥紧拳头，暗自决意：若铁屋真锁住故乡，那么必须设法破窗。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血溅长街，北师大学生自发示威。 邵式平冲在前列，被军警推搡倒地，口袋里的入党申请书被踩得皱皱巴巴。 当日深夜，他与同学潜往火车站，按党组织指示南返。 火车驶入赣江平原，一线月光照见熟悉山色，他确定自己再无退路。 回到弋阳后，他与方志敏策划弋横暴动，组织农会，率众夺仓分粮。 枪声在山谷回荡，他领着赤卫队插红旗、贴“平佃减租”布告，第一次在地方建立红色政权雏形。 闽浙赣根据地逐渐成形，邵式平被推举为红十军领导成员，开始往返于赣东北与闽北山地之间，协调兵粮、整合游击队、编印《列宁号角》。 斗争最紧要时，他隐姓潜形进入上饶省立六中任史地教员。 课堂上，他讲中国地势三级阶梯，也讲俄国革命道路；课后，他邀学生深夜谈心，讨论土地如何重新丈量。 短短数月，数十名青年秘密入党，地道战火苗就在这所学校地下悄然蔓延。 一九三六年冬，红四方面军南线受挫，被迫在川西高原的丹巴屯驻。 丹巴县城依嘉绒江而建，石屋错落，雪峰环抱。 邵式平任金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负责筹粮治病。当地女干部查比二姐会汉藏双语，领着妇救会为红军缝衣。 一次夜里炊烟散尽，她端来青稞酒，两人并肩坐在石阶，互道经历。 风卷雪粉，他们的举止并无旖旎，却在动荡岁月里生出珍贵安定。 结婚消息传开，雪谷里第一次响起洞房曲。 红军休整期不到半年，部队再度踏上征途，查比二姐留守丹巴，邵式平随队翻越大雪山。 分别那日，河谷雾气未散，他对她说：等革命胜利，就来接你。 她点头，没有落泪。 之后阴山阻断音讯，此生未再相见。 他在延安窑洞里度过抗战岁月，常托人查访“嘉绒女子杨秀英”，始终无果。 六五年病重期间，他在昏迷与清醒间低声唤“阿初”，旁人不知这名字缘起雪谷深处，唯有战地旧侣懂得。 新中国成立，赣江大地千疮百孔，省人民政府组建伊始，邵式平被推为首任省长。 临行上任，他特意绕道弋阳与上饶，沿途见棚屋残垣，流浪儿童徒步乞食。 他放慢脚步与孩子攀谈，每问一句，便在随身小本上记下一笔。 省府会议第一次讨论财政预算时，他果断提出创设烈士子弟补习学校。 财务部门忧心捉襟见肘，他只说一句：欠债可以缓，还孩子读书不能缓。 通令发布，一个月后，上饶烈士子弟学校在茶山寺旧址挂牌。 东工字楼粉墙仍带战火痕迹，他拄着拐杖巡视，把宿舍窗纸撕下重糊，把水井口积叶清理干净。 冬季开学的日子，二百余名孩子换上灰布制服，第一次排队升国旗。 校歌旋律简单，歌词里写着“书声伴号角”，那是他亲自改写的句子。 烈校实行供给制，吃穿用度由省财政直拨，课堂设置语文、算术，也开设木工缝纫和农业常识。 课余练田径、学打算盘，师生自己动手修缮花圃。 邵式平每月抽时间来到学校，站在操场核对点名册。 课间总有孩子围上来喊“省长爷爷”，他摆手笑道，叫老师便好。 一次大雨将操场冲出深沟，有学生滑倒，他脱鞋卷裤，领十几名高个男孩抬石填坑，泥浆溅满裤脚。 晚饭后他坐在学生堆里，拿木棍在地上写“文化”两字。 革命战场赢得的是翻身，建设工地需要的是脑子，他说，这两个字就是桥，让穷人走到新世界。 创校第三年，第一批毕业生被集中送往江西工农中学复学。 有人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有人赴中南矿冶学院，也有人回到贫瘠乡土办农技站。 晚年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旧伤与病痛交错。 一次住院，护士替他整理床头柜，发现最上层整齐摆着数十封信，收件人写“丹巴县妇联”或“嘉绒公社”。 信纸泛黄，邮戳跨度十余年，无一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