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曾是四野的一个普通纵队政委，为何脱颖而出，被主席破格提拔为政治局排名第四的常委？ 陶铸，人家本来是湖南祁阳人，出身不算贫寒。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父亲遭遇变故后，家里顿时陷入困境。别的孩子还在家温书，他却早早得出来当学徒。没几年下来，吃苦耐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些“本领”，在社会最底层全学会了。 后来，16岁那年他奔到武汉，赶上大革命的浪潮。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这可是出将帅的地方。别看陶铸那时还年轻，他可不是跟着别人混饭吃的那种人。他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见过大场面。尤其是在叶挺部队里，亲自指挥过战斗。 然而命运没有放过他。1933年，他因组织上的关系被捕入狱，足足在国民党监狱里熬了七年。别人都以为他这下完了，可陶铸偏偏不服输。他说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因为在那里面啃下了马列主义、哲学、历史、经济等一堆书。 1937年抗战爆发，组织设法把他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一出来，他直接被安排去湖北，带着几杆枪，一点老底都没有。结果愣是靠着软磨硬泡、团结群众，从几个人发展到三千多人的游击队。这个队后来成了新四军第五师的核心力量。 那时候的湖北，兵荒马乱、匪患严重，组织一个队伍都难，更别说站稳脚跟。陶铸没有什么“天降馅饼”的好运气，都是他一步步扎下根的。光靠头脑不行，胆识和作风同样要硬。他在湖北、河南、安徽这一片流动作战，不仅能带兵打仗，还能处理地方工作，乡村、集镇都能摆得平。 抗战后期，中央把陶铸调到延安，在总政治部、军委秘书长这样的岗位上做事。延安那几年，他既参与政策制定，也深入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为之后的新中国干部队伍培养出了不少骨干。 到了东北，才是真刀真枪的考验。解放战争时期，陶铸先后担任辽吉省委书记、辽西、辽北省委书记，以及第七纵队政委（后来就是44军）。那会儿东北“地头乱”，有土匪、有国民党残部，还有各种民间武装。陶铸一边组建地方武装，一边抓土地改革，把后方稳定下来，为前线提供兵源和物资。东北能打赢辽沈战役，背后的后方保障，他居功至伟。 陶铸的谈判能力同样是一绝。平津战役期间，他代表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进行谈判。外界都以为和平解放北平不可能，但陶铸冷静灵活，把利害说得明明白白，傅作义最后点头。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从四野调到地方，广西、广东两地主政多年。广西刚解放，土匪横行，陶铸上任后，短短半年肃清大股匪患，把治安搞得井井有条。紧接着开展土改，土地分给农民，老百姓的日子实打实有了盼头。毛主席亲自表扬他，说“广西那一摊算是收拾下来了”。 到了广东，他主政更长。别的地方还在折腾，他一心扑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上。那时候广东基础薄，陶铸鼓励发展工业，支持钢铁、石化等大项目落地，又推动良种繁育、农业科技进步，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实在。他特别重视人才，亲自批示保护知识分子，“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文化方面，羊城晚报、珠江电影制片厂、戏剧观摩会，这些都是他一手抓起来的，地方文教氛围比南方别的省区都强。 他的管理风格也很特别，提倡“三不准”：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下乡蹲点和群众一起吃住，绝不搞特殊。这点在干部队伍里树了正气。 60年代初，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陶铸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他和王任重一起推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雏形，提出“分户管理、联产计酬、增产归户”，这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毛主席会在1966年一举提拔陶铸，甚至破格让他排名政治局第四？其实这里面是对他多年的能力、品格和表现的综合认定。 陶铸身上有一种少见的“韧劲”。他受过最难的苦，监狱里七年不屈服；遇到打硬仗，他能带队冲锋陷阵；处理地方治理，他能平衡各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他敢于直言，遇到政策偏差敢批评，宁愿自己担风险，也要把事情做好。毛主席最看重的，就是这种能在乱世、困局、矛盾面前“扛得住事、兜得了底”的人。 陶铸个人也很清廉。就算做到省委书记，生活极为简朴，不给家里人开后门，不徇私情，跟老百姓的距离一直很近。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自省，出了问题能主动检讨。广东遇到工作失误，他在全省干部大会上直接认错，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1965年他到中央工作后，主抓文教、宣传。面对思想领域的复杂局势，他能坚持原则、保护知识分子、鼓励创作，把控政策分寸。这是毛主席需要的“调节器”型干部，既不偏激，也不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