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报道称，考古人员在青海玛多扎陵湖北岸发现了一块刻有37个秦小篆文字的摩崖

光明日报报道称，考古人员在青海玛多扎陵湖北岸发现了一块刻有37个秦小篆文字的摩崖石刻，内容显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遣五大夫翳率方士乘车往昆仑山采长生药，三月己卯日至此，前行百五十里"。这一发现证实秦始皇除派遣徐福出海寻找仙岛外，还曾向青藏高原派出过寻找长生药的队伍。   碑文虽言简意赅，却蕴含丰富信息，秦始皇统一中国第六年（前221年）三月下旬，由五大夫翳带领的方士团队到达扎陵湖区域，继续西行约62公里后，便抵达他们此行的最终目标地点。   结合《山海经》中“河出昆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的记载，学者推测，这支队伍的终点很可能是星宿海，这片因“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而得名的沼泽地，自先秦起便被视为黄河源头，其周边山脉即传说中的昆仑山。   更耐人寻味的是，石刻中“采药”二字与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执念高度吻合，秦始皇晚年痴迷仙药，曾派徐福率三千童男女东渡蓬莱，却鲜有人知他同时向青藏高原派出了方士。   或许在他看来，昆仑山作为“帝下之都”，不仅盛产奇珍异兽，更藏着“不死之药”的秘密，这种“双线并进”的求仙策略，既体现了秦始皇对神话传说的深信不疑，也暴露出他试图通过“天命永续”巩固统治的野心。   石刻的发现，不但解开了昆仑山位置的千年谜团，而且实证了秦代对青藏高原的探索，唐朝时，扎陵湖与鄂陵湖合称为“柏海”，是连接唐朝与吐蕃的古代交通要道的关键节点，而这处石刻提供了重要佐证，表明早在秦始皇统治时代，中原政权就已经开辟了这条通往青藏高原内部地区的重要路线。   五大夫翳的车队能在海拔4300米的无人区留下刻石，说明当时已有成熟的补给线和向导系统，这种官方背景的探险，绝非民间自发行为，而是秦始皇“亲巡远方黎民”战略的一部分。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石刻直接印证了昆仑山在秦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先秦文献中，昆仑山是“西王母”的居所，是“帝之神泉”的源头，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秦始皇遣使采药，本质上是将昆仑山纳入“大一统”的文化版图。这一行动不仅拓展了中原文明的地理边界，更将高原地区视为“灵魂归宿地”，为后世中原王朝对青藏高原的治理埋下了伏笔。   此石刻极具显著的历史价值，它是秦始皇统一大业完成后仅存的原位刻石，也是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石刻文字，相比于泰山、琅琊台等地仅存的秦代刻石碎片，扎陵湖石刻字迹清晰，为研究秦代文字、官制与地理认知提供了极为珍稀的实物证据，石刻中“五大夫”爵位沿用至东汉，“昆仑”的“仑”字偏旁写作“陯”，这些皆符合秦代文字特征。   然而，这块石刻也带来了一些学术争论，部分研究者提出疑问：秦朝是否真有条件在高原地区长时间停留？扎陵湖区域气候严酷，物资运输困难，车队要如何穿越人迹罕至的广袤地带？ 另外，石刻所提"前进百五十里"的目的地是否确实指向星宿海？这些问题尚待更多考古发现来解答，但不管怎样，石刻的客观存在已经充分说明，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已经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地踏上了探索青藏高原内陆的征程。   看到这块石刻，我第一反应是，秦始皇的“求仙版图”比我们想象的更辽阔，他派徐福东渡，可能是想借海路通向“蓬莱仙岛”，而派方士西进昆仑，则是试图从陆路直达“帝下之都”，这种“海陆并进”的策略，既是对神话传说的盲目追逐，也是对未知世界的系统性探索。   更让我感慨的是，石刻的发现让昆仑山从神话走进了现实，过去我们总以为，昆仑山只是《山海经》里的虚构之地，但石刻证明，至少在秦代，中原人已将这片山脉视为黄河源头、精神圣地，这种认知，或许源于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可能是早期民族融合的产物，无论如何，昆仑山从此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仙境，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这块石刻的意义远超考古本身，它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从来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未知的渴望，无论是秦始皇的方士，还是后来的张骞、玄奘，一代代中国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勇气突破边界，最终将“天下”的概念从黄河流域扩展到整个东亚大陆，这种探索精神，或许才是昆仑山真正的“不死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