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捕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时，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地说道：“你招不招？”见美人颤抖着，他又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
“我是一个护士。”这是刘惜芬在审讯室里重复最多的一句话。特务的皮鞭落下去，竹签扎进指甲缝，电棍烫得皮开肉绽，她依旧选择咬牙死扛。她没有尖叫，也没做任何的解释，更没有供出任何人。
1949年10月16日，厦门解放的前一天，刘惜芬在鸿山脚下被秘密绞死，年仅25岁。那天夜里，炮声连绵，她躺在冰冷的牢房水泥地上，望着天窗轻声说：“天快亮了。”
然而，她没能等来天亮，却为这座城市点亮了晨曦。
很多年后，有人还是想不通：一个出身好、长得美、医术精湛的姑娘，为什么要把命搭进地下工作里？当年的“交际花”，为什么是特务手中最难对付的敌人？
故事要从1924年说起。那年盛夏，刘惜芬出生在厦门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母亲是陪嫁丫鬟，被少爷霸占后连个名分也没有。姐姐刘惜贤出生后不久，她也来了。但母亲的命运没因孩子而改变，在刘惜芬刚学走路那年夜里，吞下鸦片，一命归西。
她从小没有“家”的概念，吃饭靠看大人的脸色，衣服是姐姐缝的旧布衫。
但她读得一手好字，背得一肚子诗文，靠姐姐的苦撑一路读完小学。16岁，她考进了博爱医院的护士培训班。
那会儿，厦门还在日本人手里。医院里上下分明：二楼是日本伤兵，楼下一堆等死的中国人。刘惜芬名义上照顾日军，其实偷偷往楼下跑，帮百姓换药、送饭、喂水，甚至把自己的工资买药贴补。他们说她傻，她却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
这句话，后来她说得更坚定。正是因为这一点，她被厦门地下党注意到。胡慧敏是介绍人，她亲眼看着这个小姑娘从“小护士”变成了“老党员”。
抗战胜利后，刘惜芬回家开了个小诊所。贫苦人来看病，她从不收钱。家里人说她“傻”，她回一句：“苦人治不好病，就只能死。”
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毫无攻击性的姑娘，后来却成了打入敌军内部的关键棋子。1949年春，厦门地下党要获取要塞防御图，必须找一个“能出入高层圈子，又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人”。几番筛选后，组织把目光落在了刘惜芬身上。
她原本是小诊所医生，摇身一变，成了舞厅里最“抢手”的摩登女郎。高跟鞋、烈焰红唇、旗袍包身，转身一笑，国民党军官都看呆了。没人知道她手提包里有针线盒，还有相机；她记下的不只是军官的名字，还有他们酒后的吹牛话和口袋里的布防图。
她不是天生风情，是为任务而演。这年夏天，她接近了驻厦门国军要塞参谋长周烈。几次应酬之后，成功获取对方信任。一次出海游玩，她趁他在甲板上晒太阳时，悄悄用袖珍相机拍下了防御图，随后将胶片藏进粉盒里带走。拍下的这组照片，为解放军提供了厦门关键防御部署。而她，也从此进入毛森的视线。
毛森，毛人凤的亲侄子，在军统里人称“鹰眼”。他不是喜欢美女的人，只相信“敌人不死，就有隐患”。1949年8月他抵达厦门，不到两周，厦门的天就变了：五次大搜捕、通宵宵禁、街头枪杀、全民互举报。
9月19日凌晨，刘惜芬的家被悄然包围。窗外脚步杂乱，狗狂吠不停。她刚要起身穿衣，门被撞开。特务压低嗓子：“你被捕了。”她没挣扎，只冷静地合上一本没读完的医书。
她被带进鸿山脚下的看守所，一进门就是审讯。毛森没绕弯子，开门见山问她身份。她只说一句：“我是一个护士。”
敌人不信，于是开始了那些残忍的老把戏——电击、灌水、拔指甲、打水牢。她受刑回来，从没哼过一声，只靠唱《国际歌》缓解痛楚。难友们说，她每次回来都是笑着勉强坐起身，帮别的姐妹包扎伤口，再小声哼几句歌。
最狠的一次，是“目刑”。特务在她面前抽打另一个年轻女同志，企图让她崩溃。但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眼神悲伤，但没流泪。
毛森问她：“看到了吧，说一句，我让你死得痛快点。”她嘴角动了一下：“我是一个护士。”
10月15日，炮声响起，刘惜芬靠在牢房墙角，轻声说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天快亮了。”她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等来了答案的安宁。
第二天清晨，她和其他16位同志被秘密绞杀。尸体被悄悄埋在鸿山脚下，没有墓碑，没有标记。
可就在当天傍晚，解放军渡海攻入厦门，五星红旗插上神山顶。那张她冒死换来的布防图，帮助前线精准突击各大火力点，减少大量伤亡。
1954年，她的遗骨被移入厦门烈士陵园，立碑铭名。碑上的八个字是陈毅元帅亲笔写的：“先烈雄风，永镇海疆。”刘惜芬用生命把青春写进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也用血告诉世人：有些人，死去以后，才真正被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