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到1980年，陈永贵担任过5年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陈永贵在当副总理期间，不拿工资，不转农业户口，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搞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参加劳动。虽然当了副总理，但陈永贵仍然是农民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陈永贵，本来只是在山西大寨土里刨食的一个庄稼人，硬是带着全村人把一块石头山整成了全国有名的“先进典型”。那会儿，大寨的名字可响亮，谁家都在学。他呢，没什么文化，识字也不多，却特别实在，大伙都说他是实干家。 普通人当了副总理，换谁不得先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陈永贵偏不，还是那一身对襟粗布衣裳，脚下还是老婆做的布鞋。进了国务院，脑袋上那条白毛巾还老是不离身。有人觉得“不像话”，但他说：“我就是个农民，不能一换身份就变了样。” 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他当了国家副总理，工资却一分没要，还坚持农村户口。说白了，别人进城是奔着安稳日子来的，他反而把在北京吃饭的钱算得一清二楚。平时国家给点补助，大寨还给他按工分算口粮。这种操作，放今天都能上热搜。有人问他：“你怎么想的？”他说得特实在，“当了干部，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该享受的还是让老百姓去享受。”这话听着简单，其实挺难做到的。 其实陈永贵骨子里有一种倔劲。别看他没念过多少书，可从小吃的苦、遭的罪，让他认死理儿：人不能忘本。他从大寨出来，不愿意脱离土地。就算在北京当了大官，每年还要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和乡亲们一起下地种庄稼、修水利。 要说陈永贵分管农业的那几年，正是中国农村最讲究自力更生的时候。可别以为他只是挂个名，其实他是真把自己当成了“农民副总理”。三分之一时间坐在北京，文件一摞一摞，有啥不明白的让秘书念给他听。批完文件，开完会，他就扔下公文包，扛起行李下乡调研去了。 这“三分天下”的做派，真是全国绝无仅有。有一年春天，全国闹旱灾，他二话不说就扎进田间地头。有次东北下大雪，庄稼受损，别人还琢磨着怎么应付检查，他直接卷起裤脚，跟当地农民一起查苗情。他可不是摆样子，是真要听到老百姓嘴里的实话。他常问：“你们这地怎么还收不上来？水渠怎么还没修好？”农民回答，他一边听一边琢磨怎么帮忙。遇到新技术、新法子，他都要跑去看看实际效果。 还有一次，南方某地搞“改土治水”，干部都不敢保证能有多少成效。陈永贵来了，和工人们抬土、拉泥，不光站着指挥。晚上回到招待所，他坐炕头上，一边擦泥一边总结：“人多力量大，这法子行得通。”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局限。农村那么大，南北差异那么多，一个大寨的办法能不能全国推？这事后来也有争议。可在那五年，陈永贵是真心想把农业搞上去。他对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特别上心，觉得“靠天吃饭”不行，要人定胜天。每次开大会，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不能等靠要，得自己动手”。这思路影响了好几代人。 不过，说到底，陈永贵的决策很多都带着农民的眼光。他经常自问自答：“为啥农民干活总是累？为啥收成还不高？”这些问题，他有自己的答案：官得像农民，农民才能信官。要是真和大家伙一块出力，大家心里服气，事就成了。 陈永贵下乡调研那阵儿，总被农民拉着唠家常。有的人会好奇：“你当了副总理，还这么接地气，图啥？”他乐呵呵地回一句：“我不接地气，还能接啥？庄稼不接地气，能有好收成吗？”说白了，他就是觉得干部就该和百姓拧在一起。 1980年以后，全国农村的风向变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政策慢慢推开了。陈永贵当年那套“集体力量大”的办法，逐渐跟不上节奏。说实话，他心里也不是没有落差。五年副总理的经验，他没少琢磨，“为啥当年那么多先进队、先进人，后来反而不适应新政策？”其实他也明白，时代往前走，老办法不是啥都管用。 1980年，他主动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这一点，很多同辈人都佩服。很多人以为他会恋权，其实他自己很清楚：“有些道理我懂得慢，政策要变，我得让位给新思路。”这份豁达，说穿了还是他骨子里的实在。 卸任之后，他没有留在北京当什么高参，而是选择继续回到土地上。后来，他在北京东郊农场做顾问，过着和普通老头一样的生活。早上看看庄稼，跟工人们唠唠嗑，偶尔写写自己的体会。陈永贵这辈子，还是离不开那片土地。 说来也巧，陈永贵去世的消息传到大寨，很多村民红了眼眶。他们说，这个人当了官不摆谱，走了也没有豪宅大院。最让人感慨的是，他家没留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奖状、农具和一些旧衣服。有人说他傻，也有人说他是真正的实在人。其实，什么是高官的底色？陈永贵用一生做了回答。 陈永贵一辈子，活得坦坦荡荡，不争名、不图利，就想着“当官就得多为百姓办点实事”。其实社会在变，干部的角色也在变，但那种“接地气”的劲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