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刘禹锡，被小人逼得实在没办法，于是写下一篇千古名作，现在几乎人人会背。 唐朝时期，文人大多将写诗作为业余爱好，真正以写诗为职业的人极少。诗歌创作往往依附于仕途或社交活动，而刘禹锡的早期人生轨迹正符合这一时代特征。 他虽以诗文闻名，但最初的志向仍是入朝为官，追求政治抱负。 刘禹锡出身儒学世家，家族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中山靖王刘胜。虽然这一血脉在唐朝已无实际政治意义，但他仍以此为荣，并以此作为社交资本。 少年时期，他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熟读经典，同时培养了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为了精进诗艺，他曾拜访当时著名的诗僧皎然和灵澈，学习诗歌创作技巧。 十九岁时，他前往洛阳，凭借才华迅速在文坛崭露头角，并与柳宗元等人结为挚友。公元802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正式进入仕途。 唐顺宗即位后，朝廷开始推行改革，王叔文、王伾主持朝政，刘禹锡、柳宗元等参与其中。他们主张削弱宦官权力，打击旧贵族势力，革新政治制度。 这场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虽然得到部分士大夫支持，但因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很快遭到强烈反对。 宦官集团联合朝中保守派，逼迫唐顺宗退位，拥立新君。改革派随之失势，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则被贬至永州。 在朗州的十年间，刘禹锡并未消沉，而是静待时机。他观察地方政治，了解民间疾苦，同时继续诗歌创作，以此排遣政治失意的苦闷。 公元815年，朝廷重新起用他，但他在返回长安途中写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旧日权贵，再次得罪当权者。 诗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暗指新贵得势不过是自己被贬后的产物，语气轻蔑，毫无悔过之意。此举彻底激怒当权者，他被贬至更远的连州，后改任和州刺史。 和州地处偏远，地方官员对这位“罪臣”态度冷淡，甚至刻意刁难。按照当时的规定，刺史应享有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和州知县故意降低规格，先安排他住在一间靠近江边的破屋，环境潮湿，条件简陋。 刘禹锡并未抱怨，反而在门上题诗：“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此诗看似闲适，实则暗含不甘，表明他虽身处逆境，仍心系朝政。 知县见他并未屈服，又将他迁至一间更小的房屋，仅能容身，环境更加艰苦。刘禹锡仍不恼怒，提笔写下：“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这两句诗进一步表明，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的政治理想从未改变。 知县仍不死心，最后将他安置在一间仅能放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房内。面对步步紧逼的刁难，刘禹锡最终愤而提笔，写下《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开篇以山水起兴，指出事物的价值不在于外在条件，而在于内在本质。接着直接点题，强调“陋室”虽简，但因主人品德高尚而不显低劣。 随后描写陋室环境清幽，交往之人皆为贤士，生活清雅，无世俗烦扰。最后以诸葛亮、扬雄的居所作比，并引用孔子“何陋之有”的典故，表明自己虽处困境，但精神世界充实，无需外界认可。 他以文章明志，既是对自身境遇的回应，也是对权贵的无声抗争。文章风格简洁明快，毫无雕琢痕迹，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传达出强烈的精神力量。 这篇作品很快流传开来，因其语言凝练、寓意深刻，成为士人推崇的经典。它不仅展现了刘禹锡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一个文人在逆境中的精神坚守。尽管朝廷将他一贬再贬，他仍能以诗文自励，保持人格独立。 刘禹锡的一生起伏跌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在朗州、连州，还是在和州，他都以诗文记录心境，最终留下《陋室铭》这一不朽之作。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仅因其文学价值，更因其传递的精神力量——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恶劣，只要坚守本心，精神世界便不会贫瘠。[666] 信源： 《刘禹锡集》 《历阳典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