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天，康泽被人民解放军一锅端了，他当时是国民党在华中的特务头子，手里还有兵，结果碰上了解放军王近山带兵冲杀，襄阳一战，他被围得死死的。走投无路，他竟然下令释放毒气，接着装死想逃命，最终还是没跑掉，被活捉了。
康泽是个老牌特务，早年混过“复兴社”，追随蒋介石多年，见人就嚣张得很，他被俘后，整个人一开始是崩溃的，他想着自己干了那么多坏事，毛主席肯定不会放过他。
结果，毛主席发电报说：“康泽加镣铐，严押北送。”他听了后瘫在地上，自认死路一条。
可让他意外的是，解放军并没打骂他，押送途中吃穿不缺，还看病送药，他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哪是抓战犯啊，简直像押着个犯错的亲戚。
到了北京功德林，他不服气，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低头也不认错。
牢房里还有不少跟他一样的老特务、军官，他到处挑事，说什么“我们要守节气”。
他鼓动别人别低头，有人听他的，有人看他装，还偷笑，最初几年，他天天写材料、翻历史，但一字不认错，全是为自己开脱。
直到1956年，毛主席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文中点了康泽的名，说这个人可以不杀，还能改造，他那天反复看那篇文章，看了一晚上。
他不是感动，而是惊了一跳：我命没了？没有，这是第一次，他开始坐下来写真正的认罪材料。
材料不长，但写得发虚，开头还在说自己是“奉命行事”，不过，他开始抬头看人了，看狱警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1959年，组织上安排他和其他战犯去北京、天津等地参观，他们去工厂、学校、街道，看新中国建得热火朝天，工人干活不靠鞭子，学生问老师像朋友似的。
他回来就说：“这社会，不靠棍子也能动起来。”最让他受打击的是和邵力子见面。
邵是他老朋友，当年他亲自写密电告发邵夫人，说她参与刺蒋，那事儿成了，邵夫人差点没命。
这次邵力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地问他吃得怎么样，他当时脸红得发紫，愣是说不出话。
他那几年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病缠身，几次进医院，医院里护士没骂他、没歧视他，和普通病人一样按时送药。
他偷偷问过一个护士：“你知道我是谁吗？”护士说：“知道，你是战犯，但你病了，我是护士。”他听完，一句话没说，回去后三天三夜没睡。
1961年，他被批准“监外就医”，这在当时是极罕见的事，全国也才三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他出门第一天，脚步都发飘，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感动，他开始认真写材料，写他当年在复兴社搞迫害，写他在上饶集中营动用酷刑，甚至写出了一批以前没人知道的黑材料。
他用一句话总结：“该说的，不是给共产党说，是给老百姓说。”
1963年春天，突然来了个消息，他被列入第四批特赦名单，他自己都不信，心里盘算自己罪太大，这种好事跟他没份。
直到那天他去参加特赦仪式，周总理和陈毅亲自接见，他面对总理，想起自己当年天天想着怎么搞情报刺杀，结果人家不但不杀你，还请你来谈未来。
他当时红着眼说：“你们对我这样，胜过我以前在战场上拿命换的胜利。”
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专门负责台湾事务，他不怎么说话，但天天写材料。
他翻出三千多份文件，写复兴社的黑幕，揭开特务机构的内幕，还详细描绘了蒋介石在江西的秘密行动。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写，偶尔去学校、社区讲课，他站在讲台上，不讲理论，就讲他以前干的事，怎么搞镇压、怎么折磨人。
他最后一句话常常是：“我活着，不是因为我该活，是因为有人要我去说。”
1963年秋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毛主席写的文章，文章里点了康泽的名字，说他悔过有力，不亚于战场胜利。
康泽看到那段，手一抖，整个人瘫倒了，他被送去医院，住了十几天，他跟主治医生说：“毛主席没说我无罪，他说我改了。”这句话他后来讲了不下五十次。
康泽出院后又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他把自己写得很丑陋，写自己如何靠舔上位，如何亲手把几个同志送上断头台。
他一页一页地交材料，有些人看了心惊肉跳，蒋经国在台湾看见康泽公开材料后，气得拍桌子：“这个人，卖主求荣！”
康泽晚年活得极简，吃得也清淡，他有一次在政协会议上坐在最后排，有人认出他说：“你不是以前那个康先生？”他笑笑说：“以前那康泽，早死在1949年了。”
1967年冬，他病得厉害，在北京病房里住了最后三个月，护士问他要不要通知台湾家属，他说：“没必要，我不在那边。”
他走的前一天，还让人拿笔来，最后在床上写了一句话：“我以前做过的事，我不敢洗白，但我敢讲出来。”
参考资料：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