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烈士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 陈掖贤，1929年出生在湖北宜昌，原名叫宁儿，是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儿子。那年月战乱不断，赵一曼忙着抗日，没法自己带他。1930年，小宁儿还不满两岁，就被送到陈达邦的大哥陈岳云家寄养。临走前，赵一曼抱着他拍了张母子合影，那是他和母亲唯一的联系。寄人篱下，日子不好过，虽说伯父给了基本照料，但陈掖贤从小就孤零零的。他不爱说话，常一个人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发呆。伯父给他改名“掖贤”，盼他有出息，可他性格越来越内向，跟小伙伴都不咋玩儿。 1936年，赵一曼被日军折磨致死，年仅31岁。那时陈掖贤才7岁，对妈妈的记忆就剩那张照片和一点模糊的影子。母亲的牺牲让他童年更暗淡，家里也没人跟他细讲这段往事。他就像个没根的小树，孤单地长大。 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费尽心思找到他，确认了他烈士之子的身份。1957年，陈达邦带他去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他第一次面对母亲的遗像。那一刻，他抄下赵一曼的遗书，字里行间是母亲对他的牵挂和期望。他知道母亲受尽酷刑也不屈服，心里震撼得不行。作为烈士的后代，他被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1955年毕业后去了北京工业学院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学生们挺尊敬他，觉得他讲课有深度，可他自己呢？总觉得背着“烈士之子”这块牌子，喘不过气。 1957年，陈掖贤跟学生张友莲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叫陈红。可他不会过日子，家里经济老是拮据，夫妻俩吵架成了常态。1959年，两人离了婚，女儿陈红被送到四川给姨妈养。他一个人过得更空虚，靠教学麻痹自己。1961年，他跟张友莲复了婚，又生了个小女儿陈明。可张友莲精神病老犯，经常住院，家里花销更大。他工资一个月近70块，在当时算高收入，可他大手大脚，月初花光，月底连米都买不起，野菜汤凑合着喝。家里米缸空了，他也不吭声，就这么硬撑。 1960年，全国闹饥荒，陈掖贤日子更不好过。陈达邦看他可怜，带他去政协礼堂餐厅吃了一顿七角钱的红烧狮子头。可他盯着热乎乎的饭菜，却吃不下去，低头看碗里的米粒发呆。回去路上，他看到街边饿得走不动的人，心里堵得慌。后来他写诗抒发不满，还质疑特权，交给单位领导，结果惹了麻烦。1966年，特殊时期来了，陈达邦被整倒，他不怕事儿，写信替父亲喊冤。信送到中央小组，他连夜翻墙跑了，在北京郊外躲了十天，饿得不行才回来，被关进“牛棚”审查。 1969年，北京工业学院散了，他被调到第六机床厂干供销科的活儿。工作没啥意思，他每天低头走路，不跟人聊天。1974年，他好几天没上班，同事去看他，发现他饿了好几天，躺床上奄奄一息，桌上还放着抄的母亲遗书。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可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特殊时期结束后，陈掖贤还在机床厂干活儿。政府看在赵一曼的面子上想给他点抚恤金，他硬是不要，说要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家里啥也没有，墙角几本书，桌上没吃的。大女儿陈红在四川姨婆家长大，像极了赵一曼，挺坚强。小女儿陈明去了国外，几乎没联系。1982年8月，他又好几天没去上班。8月15日，同事敲开他家门，发现他用绳子结束了自己，53岁。桌上放着母亲的遗书和一碗干了的稀粥。他的死讯传开，大家都愣了。他留话说：“别拿烈士后代当回事儿，要过平民日子。” 赵一曼要是知道儿子这么苦，真得心疼死。她拼了命抗日，是想让后人过上好日子，可陈掖贤的结局，太让人唏嘘。同事们听说他走了，都很难过，一个烈士的儿子，怎么就落得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