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1999年，云南省高院里，褚时健站上被告席，面对巨额贪污指控，他语气坚定：“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一句坦白，掀开了这位“烟草大王”跌宕人生的冰山一角。 褚时健，一个在中国商界绕不开的名字。他的一生，像过山车一样，从贫穷农户的儿子，到“中国烟草大王”，再到无期徒刑的囚犯，最后在古稀之年靠种橙子翻身。他的经历，既励志又复杂，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他1928年出生在云南玉溪一个穷苦家庭，家里种地为生，日子紧巴巴。父亲去世后，他14岁就得扛起家里的担子。那时候，他靠自学酿酒，琢磨出怎么提高出酒率，硬是凭这门手艺帮家里撑下去。这股聪明劲儿和不服输的性格，成了他后来成功的底子。 解放战争时，他投身革命，当过神枪手，战后干过征粮组长、区长，组织能力一流。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吃尽苦头，但他没垮。后来管糖厂时，他愣是把亏损的厂子带到盈利，管理水平不是盖的。 1979年，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那会儿厂子破破烂烂，连年亏钱。他上任后搞改革，弄了个“三合一”制度，把生产流程优化得像模像样。几年工夫，“红塔山”烟成了全国顶尖品牌，火得不行。到1993年，他把厂子升级成红塔集团，涉足水电、造纸、能源，赚得盆满钵满，累计给国家交了991亿税金。那时候，他是妥妥的“中国烟草大王”，改革开放的明星人物。 可好景不长。1999年，他因为经济问题栽了跟头。云南省高院指控他贪污355万美元，外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403万人民币和62万港币。庭审上，他直面指控，否认受贿那堆天文数字，但承认自己违规拿了400万奖金。他说那是17年里多发的钱，是他的错，判啥他都认。这话听着挺硬气，可法律不讲情面，最终判他无期徒刑，政治权利也没了，财产还被没收20万。 这事儿在当时炸开了锅。有人觉得他为国家贡献那么大，400万算啥，判得太狠；有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错了就得认栽。褚时健自己倒是没喊冤，他在法庭上那段陈述，透着一种不服软的劲儿，也让人看到他的坦诚。 坐牢没把他打垮。2002年，他因病保外就医，去了云南哀牢山，开始种橙子。一个70多岁的老头，从零开始搞农业，听着就不可思议。他研究肥料、试种植技术，硬是把橙子种得又甜又有名。2012年，“褚橙”卖到北京，成了“励志橙”，果园一年赚3000多万。他用行动证明，人摔倒了还能爬起来。 褚时健这人，争议不小。他干大事的能力没得说，红塔集团的辉煌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可他违规拿钱也是事实，法律没放水。有人说他英雄，觉得他跌倒还能爬起来，太牛；有人说他罪人，毕竟犯了错就得担责。他的一生，就像个矛盾体，让人敬佩又让人唏嘘。 从小酿酒补贴家用，到带烟厂起死回生，再到种橙子东山再起，他总能在绝境里找到路。这份韧性，真不是谁都有的。可他也踩了红线，付出了代价。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没啥定数，关键看你怎么扛。 说到底，褚时健不是完人。他有本事，有担当，也有错。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又自己爬上来，这经历听着挺燃，但不能忽略他犯的错。他不是神，也不是恶棍，就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活出了别人几辈子都赶不上的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