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年的春天，应天府江宁县丞李茂才坐在衙门里，手里攥着的 “催缴夏税” 文书都快被汗浸湿了。搁在两年前，这份差事他根本不当回事 —— 反正上上下下都敷衍，赋税能收上来六成，就算交差了，剩下的拖到明年也没人管。可现在不一样了，桌角那本红皮 “考成簿” 上，清清楚楚记着他这月得收齐八成赋税，要是完不成，不仅俸禄要扣三成，还得被巡抚叫去问话，搞不好官帽子都保不住。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张居正搞的 “考成法”。那会儿张居正刚当内阁首辅没几年，面对的是个烂摊子 —— 嘉靖、隆庆两朝下来，明朝的吏治早就松垮了。官员们要么抱着 “多做多错，少做不错” 的想法混日子，要么拉帮结派搞党争，正经事没几件能落实。《明实录》里就写，隆庆末年全国拖欠的赋税加起来有几百万两白银，相当于朝廷半年的收入；驿站更是乱得离谱，官员们借着出差的名义，把家人都塞进驿站，免费吃住行，差役们天天抱怨 “官府的人比地里的蝗虫还多”。张居正看着这光景，在《张太岳集》里气得写 “吏治不肃，则民生困苦；民生困苦，则国本动摇”，这才有了考成法，目的就是把这群 “躺平” 的官员给 “拽起来干活”。

考成法说起来简单，可执行起来比以前任何制度都严。首先是 “立规矩”，不管你是中央六部的尚书，还是地方的知县，都得把要办的事记在 “考成簿” 上，比如收多少赋税、修多少水利、抓多少盗贼，连完成时间、负责人都得写得明明白白。然后是 “盯得紧”，中央有内阁和六科给事中盯着，地方有巡抚、巡按盯着，每季度查一次，没完成的就得说明原因。要是理由不充分，轻则扣俸禄，重则降职，再严重的直接罢官。

最关键的是 “动真格”—— 政绩直接和官帽子挂钩。就说海瑞吧，他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脾气倔得没人敢惹，但办事特别靠谱：赋税收得又快又齐，还把乱收费的驿站给整顿了，按考成法的标准，没两年就升了州府通判。反过来，河南有个知府，上任半年啥正事没干，赋税只收了三成，结果被直接罢官，回老家种地去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还写过个细节，说当时官员们上朝，口袋里都揣着自己的考成指标，生怕内阁问起来答不上来，以前那种 “上班喝茶聊天、下班喝酒打牌” 的日子，基本绝迹了。

这考成法一落地，效果真不是吹的。《明史・张居正传》里有组数据特别直观：改革前全国拖欠的赋税能占应缴额的一半，改革三年后，拖欠的减少了八成，国库一下子就鼓了；驿站也变样了，违规使用驿站的官员少了九成，差役们终于不用天天应付 “官老爷” 了。还有治水，以前黄河泛滥，官员们你推我我推你，治河工程拖了好几年没进展。考成法实施后，张居正派潘季驯去治河，给的指标特别明确：两年内堵住决口，让黄河改道归正。潘季驯不敢怠慢，天天泡在工地上，最后还真按时完成了，黄河下游的百姓好几年没遭水灾。

不过有个点你可能不知道 —— 考成法不只是 “罚”，还有 “奖”。对那些政绩突出的官员，张居正会破格提拔，不用等 “论资排辈”。比如有个叫张学颜的官员，本来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因为理财能力强，按考成法的标准，三年就升到了户部尚书，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放到现在看，考成法其实和咱们的绩效考核有点像，但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现在有些公司搞 KPI，只看数据不看实际效果，结果员工为了完成指标造假，这和考成法后期的问题挺像 —— 那会儿有些官员为了凑赋税指标，逼着老百姓提前缴税，反而闹了民怨。所以考成法告诉我们，考核不能只讲 “刚性”，还得有 “温度”，得平衡效率和公平。就像现在政府反对 “躺平”，考成法里 “干得好就升、干得差就罚” 的思路，其实也能用 —— 只有让干事的人有奔头，偷懒的人有压力，才能真的提高效率。

不过可惜的是，考成法全靠张居正的铁腕撑着。他去世后，万历皇帝觉得这制度 “管得太严”，把它废了，官场慢慢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要是你是当时的官员，面对考成法的严格要求，会踏踏实实干事，还是想办法钻空子应付？或者你觉得现在的绩效考核，能从考成法里学些什么？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呗。要是喜欢这类历史故事，多关注关注，咱们以后还能聊聊张居正其他的改革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