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凌叔华和徐志摩缠绵不清，转头嫁北大主任。婚后，她嫌丈夫不浪漫，和外国小伙偷情，结果在宾馆被抓个正着。
凌叔华生在北京，一个封建时代的尾巴上,家里不富裕，父亲是清朝官员，后来时局变化，家道中落。
母亲是小妾，低调沉默，一生寄人篱下。凌叔华性子却与母亲不同，敏感而倔强。她从小爱读书，常抱着书本躲在院子里看。
家里的老仆人看她不睡午觉，怕耽误长身体，还硬是抢过她的书本藏起来。
小时候，家里的书房是她的乐园。大人们的《四书》《五经》她看不懂，但母亲陪嫁的几本古诗词却成了她最早的文学启蒙。
等到长大些，辜鸿铭成了她的英文老师。老辜是个传奇人物，穿长袍，说洋话，讲得一口地道英语。
他的学生多是京城达官显贵家的孩子，凌叔华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辜鸿铭常说：“这丫头，眼睛亮，聪明得很。”
15岁时凌叔华开始学画画,她跟的是画坛名家，但没学几年，师父就夸她有天分，说她以后一定能成大器,那时的凌叔华对未来充满期待,她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
20岁凌叔华的名字开始在北京文坛出现,她写的短篇小说《酒后》，让很多人惊艳。鲁迅说她写的是“高门巨族的精魂”。
凌叔华成了名副其实的“才女”,她常和文人们聚在一起，聊天作画，谈文学,朋友们喜欢去她家的书房，那地方被称为“文学沙龙”。
那时徐志摩也开始参加沙龙。他是个浪漫的人，喜欢诗，喜欢谈理想,凌叔华和他一见如故，聊得热火朝天。
凌叔华对徐志摩动了心,她喜欢听他朗诵诗，也喜欢看他写字，徐志摩对她也有欣赏，但两人始终没有越界。
徐志摩离开北京后，凌叔华的生活变得平淡，她依旧写作、画画，但心里似乎少了点什么。就在这时，陈西滢出现了。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才华横溢，文章写得好，人也稳重。他和凌叔华的认识，缘于文学。两人一开始只是合作，后来关系慢慢拉近。
朋友们都觉得奇怪，陈西滢不浪漫，也不懂风花雪月，怎么看都不像是凌叔华喜欢的类型。
可凌叔华说：“他安稳，是个过日子的人。”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起初还算平静。陈西滢是个忙人，白天忙着教学，晚上编杂志。凌叔华一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还不错。
她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写作可以画画，陈西滢也会支持她，把她的文章推荐到《现代评论》。
可渐渐地，问题来了。陈西滢是个实用主义者，生活里没有情趣。凌叔华抱怨：“我们像同事，不像夫妻。”陈听了不作声，只是低头写文章。
两人慢慢疏远话也少了，凌叔华心里不满，却没办法改变，她把这种情绪写进了小说，写得深沉又哀伤。
朋友聚会，凌叔华半开玩笑地说：“嫁人还不如一个人自在。”大家哄堂大笑，只有陈西滢没有笑，他端着茶杯，低头喝了一口什么也没说。
1935年，朱利安·贝尔来到武汉大学任教。那年，凌叔华随陈西滢生活在武汉，心情却比以往更低落。婚姻的沉闷让她常感孤独，陈西滢总在忙工作，家里冷清得像座空房子。
朱利安的到来，像一道光。年轻的他充满活力，喜欢诗，谈论艺术，举手投足都带着欧洲人的风趣。他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血液里流淌着文学的浪漫基因。
凌叔华第一次见到他，就被吸引了。朱利安对这位东方才女也满是好奇，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起初，他们的关系看似只是师生间的讨论。朱利安向凌叔华请教中国文化，凌叔华请他讲解西方文学。两人一起看书，听音乐，甚至在武大校园的花园里散步。
陈西滢看在眼里，心里却装作没事。朋友们私下议论，这关系不太对劲，但没人敢明说。
那晚，朱利安邀凌叔华去看电影。陈西滢不在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冒险。
电影散场后，两人在昏黄的街灯下漫步，谈论人生与理想，朱利安突然抓住她的手说了一句：“你不属于这里，你应该去更远的地方。”
从那以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两人开始偷偷约会，书信往来。凌叔华知道这不对，但无法抗拒这种久违的激情。
陈西滢慢慢觉察到什么，他问她：“你们是不是太近了？”凌叔华只是笑着摇头，避开了这个话题。
朱利安打算回国前，约凌叔华到广州见面，也想确认她的心意，这是一次危险的相会，凌叔华明白，但还是答应了，她渴望那种被理解、被关注的感觉。
广州的一家小宾馆，两人终于见了面。凌叔华卸下平日的矜持，和朱利安倾诉自己在婚姻里的痛苦。朱利安也说出自己的挣扎。他想带她去英国，却又担心她放不下现有的生活。
谁也没想到，陈西滢找了过来，那一刻门被推开，陈西滢站在门口，脸色铁青。宾馆的房间不大，三个人的目光交错在一起，空气凝固了。
回到武汉后，陈西滢提出分居，他对凌叔华说：“如果你选择和他走，我不会拦你。但我不能再容忍这种关系。”凌叔华低头不语，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