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桑带着人先去现场勘查。他站在被子弹打穿的窗户边，眯着眼看弹孔，琢磨着射击者可能在哪儿。凭经验，他估摸着开枪的人可能在大会堂外100米左右。长安街附近的地形他熟得很，马上派人去搜查。可那一片儿全是人来人往的大街，建筑也多，查了一圈啥也没捞着，连个弹壳都没见着。 这下于桑头疼了，100米范围没线索，难道猜错了？他找来专家分析弹头，又做了几次实验，发现100米开枪的子弹伤痕跟现场的不太一样。有人提了个大胆想法：会不会射击点更远？于桑一拍脑袋，决定再试试400米。这回实验结果出来了，子弹的破损程度跟大会堂里的那颗几乎一模一样。于桑心里咯噔一下，400米外，那可是军区大院的地盘啊！ 军区大院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里头住的都是老干部和家属，个个背景不简单。于桑带着队伍进去，查得小心翼翼，生怕得罪谁。可查了几天，还是没啥进展。就在这时候，他无意中听到几个居民聊天，说大院里的孩子经常拿枪打鸟玩儿。这话点醒了他，枪声、孩子、军区大院，会不会是个淘气包惹的祸？ 真相出来后，公安人员傻眼了。凶手是个16岁的孩子，还不是故意捣乱，就是淘气打鸟没准头。可这事儿咋处理？李迪民的父亲李达是开国上将，身份敏感，而且子弹没伤人，算不算大事儿？于桑不敢拍板，把情况一五一十汇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听完，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清楚，李迪民这小子确实干了错事，可毕竟是个半大孩子，没恶意，事件也没造成啥严重后果。杀了不合适，关起来又太过了。最后，他拍板决定：特赦李迪民，但得好好教育，不能让他觉得这事儿没啥大不了。 于是，李迪民被送到学校，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思想教育。老师和干部轮番上阵，跟他讲纪律、讲责任，让他明白一颗子弹差点捅多大篓子。李迪民后来也老实了不少，再不敢随便碰枪了。 周总理这事儿没就这么算了。他从李迪民身上看到了干部子弟教育的问题。那年头，不少高级干部的子女仗着家里背景，管教松散，容易惹祸。这次是个意外，可下次呢？万一真出了大事，谁担得起？周总理趁机开了几次会，点名批评这种现象，要求干部们管好自家孩子，别让他们给国家添乱。 这还不止。于桑破案后也琢磨，这枪支管理太松了，民间随便弄到枪，太危险。他写了个报告给周总理，建议赶紧管管枪支的事儿。周总理一看，点头说：“社会稳定是大前提，枪支不能乱来。”从那以后，枪支管理开始收紧，后来还推动了法律的制定。 说起来，这颗子弹虽然是个意外，却捅出了不少问题。1966年的事儿过去后，干部子弟的教育抓得更严了，枪支管理也上了新台阶。于桑后来还参与了《枪支管理法》的筹备，这部法律磨了快三十年，到1993年才正式出台。可一旦实施，效果杠杠的，民间枪支收了一大堆，枪案少了很多，社会治安也稳了不少。 这事儿挺有意思，一个16岁孩子的淘气，愣是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变化。李迪民自己可能都没想到，他那随意一枪，能有这么大影响。当然，他那行为肯定不对，淘气归淘气，差点酿祸是事实，谁也别给他脸上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