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1999年，云南省高院的法庭上，褚时健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位曾经被捧为“烟草大王”的71岁老人，面对巨额受贿指控，掷地有声地说自己没拿那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和30万美元，却坦承17年来多领了400万奖金。 褚时健的人生，像是一本厚厚的书，翻开哪一页都能找到让人咋舌的故事。他1928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村庄，家里穷得叮当响，年轻时干过农活，也扛过枪打过仗，后来一步步爬到了云南红塔集团的顶端。80年代，他把一个破破烂烂的烟厂搞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年年给国家交税，成了地方上的传奇人物。那时候，谁不说他是个能人？可到了90年代末，这位“能人”却因为经济问题栽了跟头。 1999年的法庭陈述，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幕。检察机关指控他受贿3630万人民币，外加100万港币和30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能吓死人。褚时健一口否认，说这些钱他根本没碰过。但他也没完全推卸责任，承认自己17年来累计多拿了400万奖金。这种态度，既有硬气，也有服软，挺像他一贯的作风。 这400万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他在红塔集团当老大时，厂里给高管多发的奖金。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偷偷摸摸拿的，而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惯例”。可问题在于，这钱没经过正规程序，属于违规操作。90年代国企改革风口浪尖上，这种事不算稀奇，但查起来就是大事。褚时健管着那么大的企业，底下人办事难免有灰色地带，他自己也承认管得不严，这400万就成了他的软肋。 说到受贿那3630万，褚时健死活不认。他觉得自己这些年干活是真卖力，给国家赚了那么多钱，不至于为了这笔钱毁了自己。他在法庭上的逻辑很简单：我不是完人，但也没坏到那种地步。这话听着有点倔，但也能看出他对自己底线的那份坚持。法院后来怎么判的呢？2002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因为身体原因，很快改成了17年有期徒刑，再后来保外就医，算是逃过了牢狱之灾。 褚时健这人，不能简单用好坏来评。他年轻时吃过苦，干事业也真有本事。红塔集团那会儿，全国烟草行业都盯着他看，他硬是把一个地方厂搞成了纳税大户。可他也有毛病，做事太强势，手底下管得松，给了别人钻空子的机会。400万奖金的事，他自己认了，说明他不是完全不讲理的人。但3630万受贿这顶帽子，他死活不戴，估计是觉得这跟他的付出和身份太不搭。 出了狱，他也没闲着。70多岁的人了，还跑去种橙子，结果又干出了名堂，把“褚橙”卖得满大街都是。这事儿挺让人服气的，一个跌到谷底的人还能爬起来，不容易。可回头看，他在红塔那段，确实有些决策太冒险，管人管事没那么到位，不然也不会晚节不保。有人说他是个英雄，有人觉得他不过是运气好点儿的普通人，但不管咋说，他这辈子经历的事儿，够写好几本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