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王敬久、关麟征驻军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卫兵通知开会，两人说：“回去告诉祝绍周，他算老几。”
几个月前，第一战区副长官刘峙在兼任新兵督练公署主任后，因事务繁多，见撤到洛阳附近休整的部队不断增加，便向老蒋推荐让“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长祝绍周出任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是刘峙的保定军校同学，又是老蒋的浙江老乡，任命很快就发表了。
按照当时军委会的要求，警备司令可以统一节制驻守当地的部队，加之刘峙能力有限，也顾不上管理部队，于是祝绍周便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对各部队发号施令。
洛阳地区不在前线，驻守的各部队以休整为主，军、师长们对祝绍周也算客气，直到王敬久、关麟征这两个“刺头”的到来。
王敬久和孙元良、宋希濂是淞沪会战中，名气很盛三大“德械师”师长，老蒋对这三个师长很看重，又委任他们为78军、71军、72军的军长，这三个军都是空架子，实际只辖原有的87师、88师、36师。
老蒋本来的打算是，在上海战事结束后，将这三个架子军扩编为“三师制”的甲种军。可战况的惨烈，超出老蒋的预料，三大“德械师”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基本打光了。
在南京保卫战中，宋希濂36师作为预备队，执行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的指令，阻止溃兵后撤。战后，宋希濂成为南京沦陷的替罪羊，以“枪杀友军”的罪名被撤职查办。
宋希濂说起来颇为冤枉，他从头到尾都是执行命令。老蒋其实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在将宋希濂冷藏一段时间后，又重新起用，任命为荣誉一师师长。
至于孙元良，在南京沦陷后抛弃部下，一度下落不明，逃出后被老蒋下令撤职查办。
宋希濂、孙元良都遭撤职，三大“德械师”的残部及番号都划入了王敬久的71军，他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长。
71军的三个师，残破不堪，兵员、武器都奇缺，老蒋对这支部队是很重视的，下令开赴洛阳地区休整。
王敬久到后不久，关麟征带着52军也开到了洛阳。52军隶属于汤恩伯军团，在此前的台儿庄会战中，关麟征率部先是在正面击溃了日军坂本支队，又奔袭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成为台儿庄大捷中，反攻阶段战功最大的一支部队，被老蒋在军事会议上点名表扬，说：“像52军这样的部队，要是能有十支，何愁打不了胜仗。”
王敬久和关麟征风头正盛，在得知警备司令是两人曾经的下属祝绍周后，不约而同的进行了抵制。
原来，在1932年的 “一・二八” 淞沪抗战中，张治中率新编组的第五军开赴上海，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兼任87师师长的张治中，要主持全军事务，便让副师长王敬久代理师长职权，而时任参谋长是祝绍周。
关麟征在当25师师长时，祝绍周曾在该师当过参谋长。
王敬久、关麟征眼高于顶，见昔日的参谋长，成了顶头上司，心中很不痛快，公开作对。
祝绍周走马上任后，为了稳定洛阳地区的军事秩序，每周都要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会议，通知师长以上将领参会。
然后，会议通知发到王敬久和关麟征手中时，却都是毫无回应。祝绍周无奈之下，在下次会议召开前，写了亲笔的手令，让卫兵分别交到王敬久、关麟征手中，进行告知。
王敬久看着前来催促的卫兵，说：“回去告诉祝绍周，我这儿军务繁忙，没时间去参加什么会议。”
关麟征那边更是直接，把手令随手一扔，说：“这会议，不去也罢。”
至于祝绍周送来的文件，王敬久、关麟征更是看都不看。有一次，关麟征嫌文件送的太勤，提笔在上面批示：“此文件送错了，退回。”
祝绍周受了一肚子气，忍无可忍之下，去找刘峙告状，说道：“刘长官，我这个警备司令没法干了，请另委他人。”
刘峙安抚说：“关雨东和王又平也是一时糊涂，我去跟他们说说。你兼任洛阳警备司令，还能兼顾军校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他们二人带兵打仗，部队流动性大，驻防地不固定，有些情绪也是难免的。”
刘峙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又是老蒋的“五虎将”之一，在他召见王敬久、关麟征时，这两人自然不敢造次。可之后，在面对祝绍周时，两人的态度是依然故我。
祝绍周为了规范部队在洛阳城内的纪律，发布了一系列禁令，比如严禁士兵在城内滋事、强买强卖等。
可王敬久的部队里，偏偏有几个士兵无视禁令，在城内的集市上与小商贩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祝绍周得知后，派宪兵前去抓捕这几个士兵。王敬久问询派副官带人将几个闹事的士兵强行带回，副官嚣张地对宪兵说：“我们是王军长的人，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祝绍周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窝囊气，再次向刘峙递交了辞职报告。刘峙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便将辞职报告搁置不批。
祝绍周见辞职不成，又不愿继续受气，便躲进洛阳分校，整日闭门不出，死活不去警备司令部。这一下，洛阳警备司令部的工作陷入瘫痪。
事情传到老蒋耳中，老蒋勃然大怒，将王敬久撤职，后在顾祝同的求情下，让他以“戴罪”之身出任25军军长。至于关麟征，因台儿庄之战的“关铁拳”的名声，反而升任为32军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