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印背后的匠人传奇：张樾丞与他的“留边”绝艺 1949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份。新中国即将诞生，百废待兴，而象征着新政权权威的开国大印，成为了重中之重。周总理将这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委托给了技艺精湛的篆刻大师张樾丞。 张樾丞深知这方印章的分量，它绝非普通的章印，而是新政权的命根子，承载着无数人的期望与国家的尊严。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他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整个篆刻过程，容不得一丝差错，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国家的形象与权威。他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不准多看一眼无关的事物，连一丝风都不能透进来干扰他的创作。 这方黄铜大印，仅有巴掌大小，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一旦刻好，它便能将普通的文书变成具有绝对权威的文件。而“留边”，则是整个篆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按照老理，印章刻好后需要打样，但这开国大印却绝不能打样。因为它一旦问世，便代表着新中国的权威，容不得半点闪失。 从1949年启用，一直到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这方印章见证了无数关键的历史时刻。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命令、批示，都留下了它的印记。没有盖上这方章，文书就不算正式，它就像一颗定海神针，稳定着新中国的政权根基。 直到如今，这枚印章仍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再被使用，但它曾经压过的文件，一份比一份重要，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文物专家曾感慨地说：“这印留了边，也留下了中国工艺人的魂。”这话一点没错。张樾丞的“留边”技法，本是篆刻师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但在他手中，却成为了国家级的防伪手段。为了防止有心之人抄去仿制，拿去盖假令、发假文，张樾丞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在印章的四角刻出四座“高台”，高约半毫米，专门挡着不让印面平展。没有磨平，谁都看不出印面全貌，谁都没法偷刻。这一步，就是防伪的底线，别说特务，连帮忙打扫屋子的伙计，都没见过这印真正长啥样。 交货前，张樾丞更是小心谨慎。他收起所有底稿，亲手焚毁，纸灰一撮，落进铜盆。从头到尾，刻章的都是张家父子仨，旁人连屋都进不得。这方印章的字体也不讲花哨，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用的是宋体。横平竖直，一眼就能认清，没有曲笔，没有装饰，落章即权威，谁都不能含糊。 张樾丞的刀法堪称绝活。别人篆刻用力靠感觉，而他靠尺子算。一刀划下，深浅一致，断口平整，不留飞边。磨掉高台后，印面不翘边、不塌角，盖章不损纸，不漏边。这种技术，在全国都无人能复刻。 有人称他为“铁笔圣手”，但他从不回应。真正厉害的是，这手艺压根传不出去，没人敢动这规矩，没人能复刻这整套流程。这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对国家、对历史的敬畏与担当。 印章完工后，政府想重金酬谢张樾丞。然而，他却婉拒了，说：“这是我的分。”他不仅没收钱，连家里都没摆一幅自己刻的章，功成身退，干净利落，连一句邀功的话都没留。 在家中，张樾丞也是清规严律。徒弟们来了吃饭，他不分长幼，同桌吃、同锅盛，生病就掏钱看，不问来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手艺的传承上，张家兄弟继承父志，把篆刻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他们传的不仅仅是章，更是一种精神，是把国家当命根子的认真劲儿。 当有人问起“这印章到底值多少钱”时，答案简单而坚定：“这不是钱能算的事儿。”这方开国大印，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是中国工艺人智慧与精神的结晶。它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传承和发扬那份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