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许广平被捕，日军见她满身伤痕却没有屈服，气得不行，随即怒喊道：“把她的衣服扒下来！看她嘴硬到几时！” 上海极司菲尔路的冬夜浸着冷雨，76号特工总部的地下室里，电灯光在水珠密布的墙壁上投下扭曲的影子。许广平的旗袍早已被血水浸透，指甲缝里嵌着脱落的墙皮——这是她被审讯的第七天，日军宪兵队长加藤次郎看着眼前这个始终紧抿嘴唇的女人，突然发现自己错估了局势：那些惯用的鞭打、灌水、烙铁，在这个看似文弱的女教师身上，只换来越来越冷的眼神。 作为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的身份本就敏感。自1936年鲁迅逝世后，她在上海法租界创办《鲁迅全集》出版工作，暗中资助进步青年，日军早就将她列入“危险分子”名单。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伪特务冲进她的住所，除了搜出抗日传单，还发现了一本夹着延安报纸的笔记本。加藤清楚，这个女人掌握的不仅是情报，更是瓦解沦陷区民心的精神力量，摧毁她的意志，远比逮捕十个游击队员更有价值。 当狱卒粗暴地扯开她的衣襟，许广平感到刺骨的寒意从脊背蔓延。赤足踩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她听见加藤用日语骂道：“支那人的尊严，不过是层纸。”但她垂眼看见自己胸前的淤青——那是三天前被警棍殴打留下的印记，突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韧性战斗”：敌人越是想从身体上羞辱，越要让精神在废墟上挺立。她故意将下巴扬起，让散乱的头发垂落，遮住嘴角的血迹，却把脊背挺得比审讯室的铁椅更直。 1942年3月，在各方压力下，日伪不得不释放许广平。出狱当天，她穿着朋友送来的灰布长衫，头发剪得齐耳短，对着围上来的记者说：“我只是做了每个中国人该做的事。”而她带回家的行李中，藏着用经血写在草纸上的狱中笔记，其中一页写着：“他们以为扒去衣服就能让我低头，却不知赤身站在黑暗里的人，眼里有烧不尽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