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一些激光陀螺的信息，随后就送到了国防科技大学。可是这项技术，没人能够研究出来，甚至都没人敢尝试，这时一位教师站了出阿里，决定试一试。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进入冷战时期，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战场。在军事领域，导航定位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传统的指南针已无法满足现代武器对精准定位的需求，一种名为＂激光陀螺＂的技术应运而生。这项技术不仅能在平面上指明方向，更能在立体空间中实现精确定位，即使在高速移动状态下也能稳定工作，对武器系统的精准打击至关重要。 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二频差动激光陀螺仪，迅速在军事领域占据技术制高点。凭借这一技术优势，美国对其进行严密封锁，试图形成长期垄断，拉大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中国的导弹研发面临着严峻挑战。 钱学森作为中国导弹之父，敏锐地意识到激光陀螺技术对国防安全的战略意义。他深知，没有精准的导航系统，再先进的导弹也难以发挥威力。为了打破技术壁垒，钱学森开始寻找突破口。 通过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秘密网络，钱学森开展了一场跨越大洋的情报收集工作。这些旅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冒着巨大风险搜集相关资料。他们通过学术交流、技术研讨等合法渠道，一点一点拼凑激光陀螺的技术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承担了被怀疑、被调查的风险，甚至面临职业生涯被毁的威胁。经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这些分散的技术碎片终于汇集到钱学森手中。 1971年，钱学森将这些来之不易的信息整理成简要的原理说明和光路图，记录在一张小纸条上，随即送到了国防科技大学，委托科研人员进行攻关研究。然而，这张纸条上的内容远非完整的技术方案，仅仅包含激光陀螺的基本原理，却是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仅有的全部资料。 由于信息的高度凝练与艰涩难懂，这张小纸条很快被学界称为＂钱学森密码＂。凭借如此有限的信息研制出激光陀螺，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在国防科技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面对这一难题，多数科研人员也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项目陷入停滞之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教师站了出来。他就是高伯龙，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人。1928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书香世家，少年时期因抗战中断学业参军，后重返校园，于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辗转多个单位工作，始终与自己梦想中的物理研究岗位擦肩而过。 1975年，当时已在国防科大任教的高伯龙，因在参与学校科研项目时表现出色，被邀请加入激光研究小组。面对这个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多数人选择避而远之，而高伯龙却主动请缨。他冷静分析后表示愿意尝试破解这个难题。 高伯龙接手项目前曾与家人进行了长谈。妻子担忧这项任务会影响他的健康，孩子们则为父亲可能面临的挫折和压力忧心忡忡。然而，高伯龙最终还是决定挑战自己，带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 经过对＂钱学森密码＂进行一年的深入研究后，高伯龙在1976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环形激光讲义》，从理论上成功破译了这一难题。更为关键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反对国内效仿美国研制＂二频差动激光陀螺＂的方案，而是主张自主研发更先进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 确定技术路线后，高伯龙带领团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攻关。他们面临两大核心技术难关：镀膜技术和超精密光学加工技术，这两项技术是保障激光陀螺数据精确度的关键。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缺乏相应的高精度制造设备，研究团队只能与工人师傅反复沟通，采用手工打磨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尝试。 在这段攻坚期间，高伯龙的工作强度惊人。根据国防科大的工作记录，他平均每天在实验室工作15小时，即使春节期间也不减少工作时间。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甚至在实验室准备了炊具和粮油，工作间隙就煮一碗面条充饥。整个研究团队也受到他的感染，平均全年加班时长达到惊人的1500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1994年，高伯龙团队研发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终于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为主任委员的鉴定委员会的严格测试。这一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法国、俄罗斯之后，第四个拥有独立研制激光陀螺能力的国家。 两年后，高伯龙率领团队在突破镀膜工艺的基础上，又研制出全内腔绿（黄、橙）光He-Ne激光器，被誉为＂检测之王＂，成功打破了美国和德国对此技术的垄断，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这一光学技术的国家。 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伯龙的生活依然朴素到了极点。2013年，他身穿简单白色背心工作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背心院士＂，调侃他＂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确实，他的一件衬衫可以穿十几年，一件棉衣甚至使用了三十年之久。 2017年，高伯龙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