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一个入伍10年的贵州毕节籍的炮兵副连长，原本已经在家乡联系好工作

1978年4月，一个入伍10年的贵州毕节籍的炮兵副连长，原本已经在家乡联系好工作，确定转业了。然而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作为技术标兵，他义无反顾地留在部队，开拔到了前线。 王发坤，1950年生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小山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靠种几亩薄田养活一家人。小时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着水桶去山下的溪流打水，扁担压得肩膀生疼。砍柴时，他攥着柴刀，手上满是裂口，放牛时，他光脚踩在泥泞的田埂上，裤腿沾满泥巴。这种苦日子让他从小就学会了咬牙坚持，也让他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倔强。 1968年，18岁的他穿上军装，背着个破布包离开村子，参军入伍。那年头，村里人觉得当兵是条出路，他也憋着一股劲，想干出点名堂。到了部队，他被分到炮兵连，训练条件苦得要命，夏天晒得人头晕，冬天冻得手脚发麻。他从扛炮弹开始干起，肩膀磨出血泡也不吭声。晚上，别人睡了，他还点着煤油灯啃技术书，硬是把复杂的炮兵操作摸得门儿清。几年下来，他能听着风声判断距离，瞄准目标从不出岔子，成了连里的技术标兵。 入伍十年，他从普通一兵熬到副连长，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演习时，他站在炮台边，手指着地图分配任务，炮弹打出去次次命中。战友们说他靠谱，连长也常拍着他肩膀夸他有出息。到1978年，他已经是个有经验的老兵，部队里谁都信得过他。可就在这年春天，他收到家里的信，村里给他找了个合作社管理员的活儿，工资稳定，离家近，转业的事儿都定下了。他攥着信站在营房外，心里盘算着回乡后的日子。 1978年4月，中越边境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部队接到命令，转入战备状态。营地里乱哄哄的，卡车来回跑，装备堆得满地都是。王发坤本来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贵州，可前线的召唤让他犹豫了。他知道，自己是技术骨干，炮兵连少了他，战斗力得打折扣。那几天，他没跟谁商量，把转业文件往抽屉一塞，找到连长说：“我留下。”没多余的豪言壮语，就这么简单一句，他又穿上作战服，跟部队一起开拔了。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打，王发坤的炮兵连被派到周登251高地支援步兵作战。战场上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他站在指挥位置，盯着远处敌方阵地，手上不停比划着调整炮口角度。炮弹一发发飞出去，炸得敌方阵地尘土飞扬，他的指挥让步兵推进了不少。可战斗打到一半，出了岔子，一个新兵慌了神，跑出掩体，正好撞上敌方的火力。王发坤二话不说，冲过去一把推开新兵，自己却没躲过飞来的弹片，倒在了地上。那一刻，血染红了他的军装，他29岁的生命就这么停住了。 战友们后来回忆，那场仗多亏了王发坤的指挥，高地才拿下来。可他倒下后，大家心里都空落落的。他的遗物很简单，一本写满笔记的小册子，几件叠好的军装，还有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信。他的牺牲被部队记下，后来追认他为烈士，名字刻在了烈士陵园的碑上。他的故事在连队里传开了，成了年轻士兵嘴里敬佩的传奇。 王发坤走后，他的妻子李金花接到了噩耗。那是1981年，她站在邮局门口，手里抱着部队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他用过的水壶和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张欠条。她攥着那张纸，眼泪止不住地掉，可她没时间崩溃，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和老母亲等着她养活。从那天起，她一个人扛起了所有。 李金花的日子过得苦。她早上扛着锄头去地里种庄稼，晚上喂猪、缝衣服，手上满是老茧。部队后来送来一笔抚恤金，她没舍得花，先拿去还了丈夫生前的债。她走遍村子，把钱挨家挨户送过去，乡亲们劝她留点给自己，她只说：“这是他留下的心愿，我得替他了了。”就这样，她硬是用十几年，把债务还得一干二净，自己却瘦得像根柴。 2007年，她听说丈夫的墓在云南屏边，攒了2000块钱，带着两个儿子去看他。到了陵园，她站在墓碑前，手抖着擦去上面的灰，嘴里念叨着这些年的苦。她把一束野花放下，眼里满是不舍。回来后，她还是守着丈夫的遗物过日子。2011年，政府给她盖了新房，2016年又搬进楼房，她在家里留了个小角落，放着他的照片和水壶。每次有人问起，她就指着照片说：“他是个好人，我得替他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