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都是怎样看待周恩来的，作为国民党阵营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他们的看法竟然出奇的一致：周恩来好。 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通过张申府的推荐认识了周恩来。蒋介石对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才华印象深刻，很快便将其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在当时是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能够担任的最高职位。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的关系也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 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正式决裂。周恩来坚定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从此，两人的关系从合作者转变为政治对手。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将周恩来视为威胁，甚至不惜悬赏八万元缉拿他，但私下却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才能。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曾在私人场合评价：＂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周恩来这样的人才将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之一。＂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成为两人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当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软禁蒋介石，形势危急之时，正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斡旋。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放下个人恩怨，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事变和平解决。12月24日，当蒋介石在西安见到11年未见的周恩来时，他的态度明显软化，称周为＂黄埔的好同志＂，并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这一事件让蒋介石对周恩来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从纯粹的政敌到开始重新认识这位老对手的为人处世。 蒋介石的私人日记中曾有过对周恩来的评价，透露出他内心真实看法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恩来虽为共党，然其处事风格与常人不同，能舍小怨而顾大局，此非寻常之辈。＂这些文字表明，即使在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得不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给予肯定。 1937年3月27日，宋美龄生日这天，周恩来带来了一个特殊的＂礼物＂——蒋经国即将获准从苏联归国的消息。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宋美龄，她在后来的多次私人聚会中都曾提及这件事，表示＂周先生在那样的情况下能想到家庭团聚的重要性，显示了他的人情味＂。 在美国外交场合中，宋美龄对西方政要评价周恩来时的言论也颇为耐人寻味。当被问及对中共领导人的印象时，她曾含蓄地表示：＂在所有的共产党人中，周恩来先生是最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位，他的处事方式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这样的评价从政治对手夫人口中说出，显得尤为难得。 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在苏联被扣留的十年时光无疑是其人生中的重要转折。1925年，蒋经国与90名青年一同前往苏联留学，却在国共关系恶化后被扣留。对于蒋家而言，这位继承人的安危始终是一块心病。 1937年3月，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斡旋下，蒋经国终于获准以共产国际委派的名义回到中国。这一举动对蒋经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后来在私人场合多次表达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称＂即使是政治对手，也可以在人道主义原则上给予帮助＂。 蒋经国后来在台湾执政时期，其对大陆政策中也能看出一些对周恩来为人处世风格的借鉴。他推行的＂柔性外交＂策略，强调在坚持政治立场的同时保持对话渠道，这与周恩来善于在对立中寻找共识的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展现的组织能力与政治才干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善于统筹全局，将军校政治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赏识他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展现出的危机处理能力尤为突出。面对多方势力角逐、国际关系复杂的局面，他能够冷静分析形势，提出既顾及民族大义又照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趁机落井下石，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言而有信＂的品格在蒋经国归国一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当他向蒋介石承诺会促成蒋经国回国时，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周恩来言出必行，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最终实现了承诺。这种信守承诺的品格，不仅在政治上赢得了对手的信任，也在人情上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即使在最紧张的政治对峙中，周恩来也始终保持着风度翩翩的礼仪风范。他待人接物得体，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养。这种风度不仅体现在与蒋介石家族的交往中，也贯穿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正如后来许多与他接触过的国际政要所评价的那样：＂周恩来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保持着高度的礼仪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