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

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1997年5月，台中市一名年仅五岁的女童被残忍性侵后杀害。案情震动台湾社会。案发后不到三周，警方高调宣布破案，指控年仅21岁的空军士兵江国庆为凶手。 此时的江国庆，刚结束执勤，从部队中被带走。审讯室内，他一连被关了36个小时，没有睡觉，也没有水喝，更没有律师在场为他辩护。 警察轮番上阵，不断逼问、辱骂，甚至传出以电棒、电线抽打等手段“引导供词”。 江国庆一开始坚称自己无辜，但在连续的高压和酷刑之下，他终于崩溃了，照着警方准备好的供词签了字，只求“早点结束”。 他对母亲说：“妈，我没做，但他们说我做了，叫我签了就能回家。”谁知这一签，签下的却是自己的命。 庭审仅进行了短短一天，在没有实质性证据、没有辩护律师充分抗辩的情况下，法院迅速判处江国庆死刑。主审法官一句：“既已坦承，定罪无误。”便宣告了这位年轻士兵的命运。 1997年8月13日，年仅21岁的江国庆被匆匆枪决。在刑场上，他的遗言撕心裂肺：“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 这句话，如同一道诅咒，刺痛了无数人的内心，也在之后的十几年间，被一再提及。 女童命案发生后，台中警方一度陷入舆论漩涡，社会要求“尽快破案”。 而江国庆，正值青春年华、家境普通，在案发时间内被认为“行为可疑”，又没有坚实的不在场证明，很快成为警方“突破口”。 据后来调查，他在警方审讯过程中曾遭到长时间疲劳审讯和暴力威胁。 最终，在连续数十小时不能睡觉、不断遭受恐吓下，他签下了“认罪供词”——但江国庆始终强调，那是屈打成招下的妥协。 没有DNA比对、没有目击证人、甚至连作案时间都存在疑点的案子，就这样以“坦白从宽”为名，将一个青年士兵送上了刑场。 江国庆的母亲林妈妈，从1997年儿子被执行死刑那一刻起，便踏上了为儿子“讨回清白”的不归路。她拿着那份血书遗言，敲遍了台湾的立法机构、媒体、司法机关的大门。 “他说要化为厉鬼来索命，但我不要他做鬼，我要让他活在真相里。”林妈妈在一次采访中泣不成声。 可现实是冷漠的，申诉一次次被驳回，相关部门不是搪塞推诿，就是声称“程序已完结”。整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都选择遗忘。 2011年，一桩与当年手法类似的命案让警方重新注意到这起尘封的案件。 随着DNA技术的进步及关键证据的重检，一名名叫“许荣州”的惯犯进入调查视线。他在2003年因强奸被捕，DNA记录与当年女童案的残留物吻合。 这个消息震动全台。经过检方侦查，许荣州承认了当年的性侵杀人行为，但辩称“自己精神不稳、案发时神志不清”，其律师更提出“责任能力不足”为由，要求无罪。 2021年，法院最终判定许荣州“因证据不足且精神鉴定存在疑问”，裁定无罪——当庭释放。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江国庆案”并不是个案，而是制度问题的放大镜。 台媒评论指出：当年之所以能快速“破案”，是因为制度中“重自白、轻证据”的潜规则。而江国庆的死，恰恰暴露了这个问题的致命性。 事后复盘显示：他的“供词”多处矛盾、并未与尸检报告一致，而警方却选择性“视而不见”。 法院方面，面对许荣州的DNA证据却反复“谨慎”，最终让真正的凶手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台大法律系教授江耀宗痛批：“司法是讲证据的，不是讲情绪的，但面对一个已经伏法的冤死者，难道真相就应该被情绪粉饰而掩埋？ 真正的正义，从来就不是‘不冤枉一个好人’，还包括‘不错放一个恶人’。” 江国庆的命运，如同三次震撼：第一次，是被冤枉的“罪”；第二次，是无法申诉的“死”；第三次，则是“真凶在眼前，却被无罪释放”的讽刺。 林妈妈在许荣州被判无罪后，跌坐在法院门口嚎啕大哭：“你们说江国庆无辜，又让真凶走掉，这就是你们的公道？” 政府方面，虽在2011年为江国庆平反，赔偿其家属新台币一亿元，但这笔“迟到的补偿”无法抚平母亲内心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