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52岁离异男子余某为寻新伴侣，花9800元找婚介所相亲，提出女方要在杭

浙江杭州，52岁离异男子余某为寻新伴侣，花9800元找婚介所相亲，提出女方要在杭州有房、年龄不超过40岁、身高160左右等硬性要求。婚介所满口答应却介绍6人均未达标，余某要求退钱遭拒。在记者介入后，婚介所称已按约介绍完人数，余某要求太高，而余某坚持退钱。 据2025年4月16日1818黄金眼报道，52岁的男子余某（化名）离异都五年了，一直单着。他在杭州当厨师，每天下班回到那冷冷清清的出租屋，心里就空落落的，就盼着能再找个对象，重新组建个新家庭。 2024年的时候，老乡君君（化名）联系他，说自己在婚介所上班，能帮他介绍对象，不过得收费9800元。余某一听，觉得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干，说不定还真能成，就答应了下来。 他还跟婚介所提了自己的要求，女方得在杭州有房，他可不想再承担买房的压力；年龄不能超过40岁，怕到时候成了高龄产妇；身高最好在160左右。 婚介所当时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按照他的要求找，一定让他满意。余某一看这架势，心里还挺踏实，立马就交了钱签了合同，服务时间是3个月，至少介绍6个人。不过合同里也说了，不以最终是否成功交友来判定违约。 余某满心欢喜地等着新生活的到来，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巴掌。见第三个女嘉宾的时候，余某就有点坐不住了，直接跟婚介所说，这都见了三个了，退我8000块钱就行。可婚介所就是拖着不退钱，又给他介绍了两个，结果还是不行。 这五个女嘉宾都不达标，余某直接跑到婚介所去讨说法。他说自己本来就没房，介绍的女嘉宾都要求他买房，这压力也太大了。 双方协商来协商去，也没个结果。余某没办法，只好联系老乡君君。君君说店搬走了，让他联系红娘。 余某联系上红娘，红娘却说只管介绍对象，不管退钱的事。余某这钱是要不回来了，只好向记者求助。 记者帮忙联系了君君，君君来到现场后，说合同上名额是6个，都介绍完了。还说余某要求太高了，找个有房又年轻的，哪有那么容易。 还说人数服务完了，没法退钱，就算超了服务期，他们还在给余某推送合适的女嘉宾。余某直接拒绝了，坚持要退钱。 记者又去问了问那些被介绍给余某的女嘉宾。有个女嘉宾说，她本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结果一见面，余某就问她有没有房，还说以后要是结婚了，房子得加上他的名字。 她一听就懵了，这哪是相亲，简直就是谈生意。还有个女嘉宾说，余某太挑剔了，一会说这个不合适，一会说那个不行，她觉得余某根本就不是真心来相亲的。 婚介所这边，也觉得自己挺委屈的。他们认为合同上也写了，不以最终是否成功交友判定违约，他们已经按照合同介绍了6个人，所以不能退钱。 那么，以法律的角度该如何看呢？ 一、余某与婚介所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以及介绍对象的数量等关键条款。 婚介所承诺按照余某的要求介绍对象，然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所介绍的女嘉宾均不符合余某提出的在杭州有房、年龄不超过40岁、身高160左右等硬性要求。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婚介所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中虽然约定了“不以最终是否成功交友判定违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婚介所可以随意介绍不符合要求的人员。 该条款不能成为婚介所逃避违约责任的借口，因为其核心义务是按照要求介绍对象，而非仅仅介绍一定数量的人员。 余某作为消费者，向婚介所支付了9800元的服务费用，婚介所应当提供与费用相匹配的服务。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婚介所在提供服务前，应当充分了解余某的需求，并在服务过程中确保介绍的对象符合要求。 然而，婚介所在介绍对象时，未能提供符合余某要求的服务，侵犯了余某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余某有权要求婚介所退还部分或全部服务费用。 二、余某在发现婚介所介绍的对象不符合要求后，及时向婚介所提出退款要求，这是合理的维权行为。 虽然余某有权提出自己的相亲要求，但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合理性。 余某自身52岁且离异，没有房产，却要求女方在杭州有房、年龄不超过40岁、身高160左右。这种要求可能导致婚介所在寻找合适对象时面临较大困难，也增加了服务成本。 余某的要求并不违法，但在实际生活中，过于苛刻的要求可能会影响其寻找合适伴侣的机会。余某应当适当调整自己的要求，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相亲。 综上所述，婚介所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符合余某要求的服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考虑到婚介所已经提供了一定的服务，婚介所应退还余某部分服务费用。余某虽有权提出自己的要求，但要求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对其部分诉求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