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主席纪念馆的评价：建是不妥当的，但也不赞成拆掉。 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这位以锋芒毕露著称的新闻人，来到了北京。她的目标是采访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之前，她已经以直接且挑战性的提问方式采访过多位全球政要，包括霍梅尼、卡扎菲和阿拉法特。 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此时，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国内外对中国未来的政策和方向关注甚密。尤其是对于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的记忆和评价，成为了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极为关注的问题。 法拉奇没有采用传统的温和开场，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将来是否还会继续保留？”在面对法拉奇的锐利提问时，邓小平展现了坚定的立场。他坚定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解释说，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的功绩和影响不可抹杀。他强调，毛泽东的形象过去虽然普遍出现在各个角落，但这种做法并不庄重，现在需要在尊重和庄重之间找到平衡。 随后，邓小平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他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哲学、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毛主席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邓小平认为，尽管有过错误，毛泽东依旧是国家的重要缔造者，应被永久性地纪念。 法拉奇接着询问了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未来。1980年8月11日前后，有关毛主席肖像和纪念性建筑的讨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社会上出现的关于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谣言，他表明这不是政府的意图。 邓小平表示，他反对拆除或改变毛主席纪念堂的现状。他解释说，建立纪念堂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毛主席生前提议死后火化，不留下实体遗迹。邓小平认为，尽管建造纪念堂的决定本身存有争议，但一旦建成，就应当保留，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争议和误解。邓小平坚称，毛主席纪念堂的存在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毛泽东逝世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遗体，曾在中南海202室举行了紧急的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和其他领导人最终决定，要长期保存毛主席的遗体，以便后世的中国人能够瞻仰这位领袖。尽管毛泽东在生前曾主张节俭，并在1956年的中央会议上倡导火葬，但最终的决定与他的个人意愿存在差异。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不仅在经济政策上有着前瞻性的决断，同样在处理政治与历史问题上，他也展示了对稳定与历史连续性的重视。而法拉奇，虽然在采访中保持了她的风格，但也记录下了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持的深远见解和坚定决策。 法拉奇在随后的采访中提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始于年轻时期的勤工俭学，与邓小平的关系在此时期种下友谊的种子。他们共同在法国生活学习，日后同时步入革命的征途。周恩来在政治舞台上始终保持着勤奋和敬业的态度，每日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有时甚至达到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他的劳碌和奉献得到了同志和人民的广泛尊重与爱戴。 邓小平表示，周恩来身处高位，不仅政治地位危机四伏，而且在言行上也多有不得已的违心之举。面对极端困难的局面，他经常需要做出让步和妥协以保全自己及他人，以及为了能在动荡中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管他的一些决策和言论出于无奈，人民最终还是理解和原谅了他。事实上，周恩来在权力的高层中起到了保护和中和的作用，为许多人带来了安全和稳定。 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周恩来和邓小平都面临着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评估问题。在法拉奇的提问下，邓小平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好坏，他认为资本主义相较于封建主义有其优越之处，并且在科技和管理方面的进步对任何政治体制都是有益的。他强调，这些进步没有阶级性，应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科学工具。 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农村自留地的例子。他指出，即使在共产主义体系下，个人的利益仍旧是生产的重要动力之一。这表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结合是促进生产和积极性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