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作为文化汉奸被判处死刑，子弹都上膛了，却被胡适等人联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作为文化汉奸被判处死刑，子弹都上膛了，却被胡适等人联名救下，改判10年监禁。1949年他出狱后战战兢兢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本以为会石沉大海，没想到毛主席随口一句话，竟让这个背负骂名的文人后半辈子有了着落——您猜毛主席说了啥？咱从头唠。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一手散文写得比他哥鲁迅还温润，可偏偏在抗战时走了错路。1937年北平沦陷，别人都往大后方跑，他偏留在原地。起初说要守护北大校产，后来却接了伪政权13个官职，从教育总署督办做到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明眼人都知道，这“文化保护”的幌子底下，是实打实的汉奸行径。 1945年戴着手铐进监狱时，周作人还穿着长衫，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法庭上他辩解说“曲线救国”，底下听众嘘声一片：“您当伪职时给日军刊物写文章，劝中国青年‘亲善’，这能算救国？”判决书下来是死刑，文化界炸开了锅。有人说“该杀”，比如老舍就骂他“晚节不保”；也有人叹气，像胡适就说“他懂希腊文，中国没几个，杀了可惜”。 关键时刻胡适、蒋梦麟这些老相识联名求情，说他没直接杀人放火，留着翻译古籍也是个用。国民党想想也是，就改判14年，后来又减到10年。周作人在牢里每天翻译《希腊神话》，监工看他字写得工整，还偷偷多给两张草纸。直到1949年初，李宗仁搞“和谈”释放政治犯，他才揣着译稿踏出牢房，头发都白了一半。 这时候周作人面临两难：去台湾吧，那边早把他当附逆文人；留大陆呢，共产党能容得下他？犹豫半个月，他咬咬牙写了封6000多字的信给毛主席，把自己当伪职说成“忍辱负重保护文化”，末了卑微地求：“能让我翻译点书就行，房产别没收。”信送出去仨月没回音，他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圈，直到某天街道办的人来通知：“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译希腊文的书。” 原来毛主席看完信后笑了：“这周作人啊，文化汉奸是实锤，但懂希腊文的全中国找不出五个。关着浪费，不如养起来译书，省得出去乱说话。”就这么着，周作人成了出版社的编外译者，每月领200元稿费，后来涨到600元——这在50年代可是高收入，够买200斤猪肉了。他躲在八道湾的老宅里，每天对着希腊文典籍翻译，《伊索寓言》《卢奇安对话集》都是那时候翻的，不过书里没署他名字，只写“译者”。 有人说毛主席这是“化污点为功用”，您还别说，周作人译书确实有两下子。他懂日文、英文、希腊文，译笔带着六朝散文的韵味，连钱钟书都悄悄说“他的希腊文译得比我好”。但老百姓不买账，路过他家门口还指着骂“汉奸”，他就低头加快脚步，镜片后的眼睛躲躲闪闪。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他受邀参加纪念会，刚上台就有人喊“打倒文化汉奸”，还是周扬打圆场：“他翻译工作对人民有益，既往不咎嘛。” 晚年周作人过得挺安静，每天译书、喝茶、记日记。他写日记用毛笔，字小如蝇，连买块豆腐花多少钱都记。1967年他突发心脏病，倒在马桶盖上，手里还攥着半张未译完的稿纸。临终前几年，他偷偷给香港友人写信，说“希望死后墓碑只刻‘周作人’三字，别写生平”——他知道，那顶“汉奸”帽子，到死都摘不掉。 如今再看这事，毛主席当年那句“养起来做翻译”，其实藏着大智慧：既没姑息他的附逆之罪，又没浪费他的学识。周作人后半辈子译了200多万字，本本都是精品，可每本书出版时，他都要在译者简介里加一句“该译者历史上有过附逆行为”。您说这人矛盾不？一边想靠译书赎罪，一边又清楚自己洗不白。或许就像他译的《伊索寓言》里说的：“狼披上羊皮，终究还是狼，但羊皮能救人，总比撕了好。” 历史有时候就像老北京的胡同，曲里拐弯见真章。周作人这样的文人，在大时代里走错了路，却因一技之长得了个转身的机会。毛主席没杀他，也没捧他，就像对待一块有裂痕的古砚——裂痕在那儿摆着，但墨还能研，字还能写。这大概就是老一辈常说的：“人非圣贤，有错能改，用到实处，也算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