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幽居在香港，有人问粤系大佬张发奎：“你是怎样成长为一名优秀军人的？” 张发奎回答：“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可是我有责任感。” 这句回答，是典型的张发奎性格，不信权威，没有标榜，敢说实话。 张发奎活了85岁，一生波澜起伏，却有惊无险，作为民国历史的亲历者，他在晚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像张学良那样，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口述史，留下了许多极具个性的言论以及名人点评—— “蒋先生派人担任不同的职务，犹如在麻将台上换位子，就这几个人轮换着这些职位。” “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我感觉军人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 “许多民众痛恨保甲制度，以前村长是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保甲制度却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像民谚所说：一个香炉一个鬼。” “八年抗战，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宋子文真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 “我觉得李宗仁的才干很普通，但他是个伟人。他为人诚实友善，作风民主。有一次，我们打网球，他叫卫士取来一双胶鞋，我见他对下人都是低声悄语，可见他待人公平。很少见到有大人物像李宗仁那样，完全摆脱官僚习气与军阀心态，哪怕一个小兵，都对他口碑良好。他不像冯玉祥，既傲慢又做作。” “白崇禧有军事天才，军事常识与军事才能俱优，还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足智多谋，难怪人们称他‘小诸葛’。他不像李宗仁那样具有恢宏的气度，非常阴，不坦率，遮遮掩掩。事实上，除了李宗仁，桂系的领导人，都是这一类型。” 清末民初，广东出过不少大人物，比如说“天王”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国民党党魁汪精卫、胡汉民等等，但是在军界，却始终没能出过一个像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乃至阎锡山、李宗仁那样的“强人”，广东的军界大佬，像早期的陈炯明、许崇智，到后期的陈济棠、余汉谋，包括张发奎，都是先威后衰，影响力有过，但很短，都没能形成真正的大气候。 正因为如此，张发奎后来作为时代与历史的看客，才会口述历史。 张发奎是客家人，本名张发葵，1896年生于广东韶关始兴县城，父亲是衙门小吏，家里勉强过活。 张发奎八岁读私塾，十一岁考进县立高等小学堂，十五岁时，因为李姓同学跟他去河里游泳被淹死，他被学校开除，只好到广州当染织学徒。 干了几个月，老板不满意，他又一次被开除。 走投无路下，他去模范团当了兵，不料竟如鱼得水。1912年，张发奎报考陆军小学，负责登记的考官见他眼神坚毅，把他的名字从“发葵”改成“发奎”，勉励他往后要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一样，大步走路。 1916年，陆军小学毕业的张发奎辗转来到粤军，从排长干起，因为骁勇善战，在粤军中很快崭露头角。1921年，薛岳、叶挺和张发奎分别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第三营营长，号称“三剑客”。 第二次东征时，已是第一独立旅旅长的张发奎，在紫金县与林虎部一万多人狭路相逢，他把衣服一脱，端起一挺机枪，大吼：“丢你老母，跟我冲！”此一战，独立旅接连攻破七处阵地，立下赫赫战功。 在军中成名之后，因为他写名字老是把“奎”字分开写，大家给他起外号叫“大王”，后来因为他性格蛮横不讲理，大家又都叫他“土匪张”。 在北伐中，张发奎在汀泗桥、贺胜桥重创吴佩孚、孙传芳的嫡系主力，赢得了“钢军”的称誉，从此奠定了粤军大佬的地位。 就个人的英雄史而言，张发奎的开局应该是很漂亮的，但是他后来为何也是高开低走呢？ 有人认为，这跟民国时期，张发奎身上的广东人性格有关。还有人说，他是把粤军大佬的许多特点，也可能是缺点，全都集于一身了。 他爱国却不服“中央”；志在“统一”却又推崇“自治”；儒雅有余，却霸气不足；临难尚称坚韧，但取决时刻永远留有余地；可为则顺势而作，坐收渔利；不可为则全身而退，但求自保；固不失君子之风，亦未免“投机”之嫌；“外战”皆有功，“内战”多失利······总之一句话：做人好似有原则，但行事又全凭运气，有投机之嫌。 1927年之后，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权争中，张发奎先是拥汪发蒋，后来又附蒋再反蒋，反反复复，终致损兵折将，被迫流亡海外。 抗战爆发后，张发奎回国请缨参战时所说的那句话，也被认为是具有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老蒋给了他率部抗战的机会，但他“咸鱼翻身”的同时，亦不可能摆脱被老蒋用完即弃的宿命。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风雨中飘摇，张发奎一方面蠢蠢欲动，另一方面又不甘被老蒋利用，最后是雷声不大，雨点也不大，流落到香港成了历史的旁观者。 当然了，对张发奎这样的旁观者，有人拍掌的同时历来是有人不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