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打入军统内部的李时雨，被人怀疑是地下党，戴笠知道后，微微摇头，说：“

1945年，打入军统内部的李时雨，被人怀疑是地下党，戴笠知道后，微微摇头，说：“李时雨是我信任的人，不可能是地下党！” 李时雨于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组织委派，潜入东北，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短短几天内，他便召集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成立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 在此过程中，李时雨结识了自卫团团长王家善和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三人共同合作对抗日伪政权。然而，王家善在李时雨不在时背叛，投靠了日本人，使得李时雨陷入困境，不得不暂时退回北平法学院。 1933年，李时雨参加了李大钊的出殡活动，并在过程中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精神。活动中，他成功护送李大钊的灵柩至万安公墓，并在这段历史性事件中进一步激发了他参与抗争的决心。 随后，李时雨又被组织安排进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利用与张学孟的关系成功打入西安“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然而，西安事变爆发后，李时雨被调往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成为了何松亭的联络人。 在天津，李时雨的工作不仅涉及情报收集，还包括许多艰难的任务。一次，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成功摧毁了冯骥的档案，确保了冯骥的安全。 紧接着，李时雨接到更为棘手的任务——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成功地将三箱电台设备通过“法国桥”运输至河北。李时雨凭借着冷静的头脑和巧妙的应变能力，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抗战期间，李时雨的身份变得愈加复杂。他通过汪精卫的代表，伪造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六大”，并在会议期间将重要情报传递给了中共北方局。 这一系列行动让他成为了汪伪政权内部的一名“红色间谍”，并获得了组织的高度评价。汪精卫政府成立后，李时雨被提拔为立法院委员，在陈公博的提携下，逐渐成为汪伪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1944年11月，汪精卫突然去世，陈公博继任汪伪政府主席，并迅速宣布整顿党务。这一时期，上海的汪伪政权岌岌可危。随着日军的投降临近，汪伪政权的许多高级官员开始表态投向蒋介石，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政权更替做准备。 在这动荡时刻，李时雨接到指令，策动上海的军警武装起义，并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为了成功策反军警，李时雨与多位关键人物建立了联系。上海保安总队的刘铁城和李国章是李时雨的重要盟友，而复兴银行的总经理孙耀东也与李时雨关系密切。 通过与他们的密切沟通，李时雨成功地鼓动起义，形成了以刘铁城为师长的武装力量。然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借助美国的空中支援，迅速占领了沿海城市，起义暂时告一段落，李时雨不得不再次潜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急忙向蒋介石示好，主动将上海交给国民党管辖，并承诺将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这时，李时雨和他的大学同学范纪曼决定趁机行动，营救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共产党党员杨树田和李一鸣。 两人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方案，范纪曼伪装成国民党重庆来的高级官员，李时雨则充当协助角色。经过一番交涉，虽然遇到沈冠三典狱长的阻挠，但最终还是成功带走了杨树田，完成了这次秘密营救。 然而，这一胜利并未给李时雨带来太多安慰。此时，余祥琴提出希望李时雨协助军统进行一项特务工作，李时雨的背景和潜伏能力使他成为了合适的人选。经过与组织的商议，李时雨答应加入军统，成为上海区第二组的少将组长。 在军统的工作中，李时雨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传递情报，还参与了多次营救我党同志的行动。一次，李时雨获得情报称，军统将在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迅速通知同志取消会议，并成功“扑空”，令敌人一无所获。 尽管李时雨巧妙地处理了多次行动，但他依旧被军统内部的一些人怀疑为共产党特工。戴笠，军统的头目，开始关注李时雨，并通过李时雨的老同事李国章打探其真实身份。李国章的辩护让戴笠暂时放下了疑虑，李时雨因此得到了“免死金牌”。 然而，随着1946年戴笠的意外去世，李时雨的安全感也随之消失。沈维汉，军统上海区的军法处处长，开始调查李时雨，并最终以李时雨家人曾被怀疑是共产党员为由将其逮捕。 李时雨被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屈服，坚称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工。经过数月的审讯，李时雨被判以“汉奸罪”入狱，直到1949年才被释放。 在上海战局日益明朗，国民党溃败的背景下，李时雨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脱离上海，经过香港，最终来到了北平。此时，他换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