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西征时路过陕西凤翔，看见了前明军火库留存的“开花炮弹”，他感叹清军被洋人的“开花炮弹”打得一败涂地，原来这种炮弹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进入中国了，于是高呼：“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随之潸然泪下。 甲午战争中，日本与清朝的对比尤为鲜明。日本通过国家级的动员，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外扩张的共识，而清朝则因内部分歧和信息闭塞显得力不从心。 日本的战争准备从根本上是全民性的。自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之初，日本的政府与议会迅速达成了一致，将原有的内部矛盾置于一边，集中力量对外。在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引导下，连豪商大族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纷纷捐资支持战争。 普通民众也在“伸张国权”的思想激励下表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积极参与到战争的支持与配合中。战争的新闻报道和文化宣传同样全面，从报纸到歌曲，从漫画到战地摄影，无不透露出对战争的支持和对敌对国家的敌视。这种全民参与的战争动员，使日本能够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与力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斗集体。 相反，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信息孤岛现象。湖北沙市的官民甚至在战争后都未曾听闻此次冲突，这一细节彰显了信息传播的严重滞后。国内政治的动荡也严重影响了战争的准备和进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朝廷内部各派系的利益争斗，使得国家的决策效率极低，缺乏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指导方向。李鸿章的自述反映了这一点，他感叹自己仅凭北洋的有限力量与日本全国的军队抗衡，说明了清朝在资源调配和民心凝聚上的巨大不足。 日本的集体主义和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使其能够迅速统一国内意见，形成对外的强硬态度，而清朝的内斗与信息闭塞则使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形成有效的抗战力量。 中国的战争理念从古至近代，一直倡导以和为贵，强调仁义和道德的重要性。明太祖朱元璋的观点代表了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他认为军队和战争是治疗国家社会病痛的最后手段，类似于毒药，只有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才应当使用。 19世纪中叶，这种战争观念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显得尤为突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清朝的反应通常是消极和被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腐败和内部矛盾，更与其深植的和平主义战争文化有关。清朝官员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的犹豫不决，以及对军事改革的迟缓，都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即使在国家危机面前，这种文化也使得社会和军队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相比之下，日本的战争观念则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日本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19世纪，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刺激，日本迅速接受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思想，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不仅仅是为了领土和影响力的扩张，更是将这场战争视为一次“文明对野蛮”的较量，认为无论使用何种手段都是正当和有道义的。 这种尚武主义不仅使日本在军事上行动迅速、决断力强，还在民众和士兵中形成了高度的战争动员能力。相对于中国的战争观念，日本的战争文化显得更为血腥但也更为有效。在甲午战争中，这种文化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惨败，不仅战场上力量悬殊，中国军人和民众在精神动力上也无法与日本相匹敌。 15世纪中期，中国科技在世界舞台上显露头角，开花炮弹的发明便是其一明证。这种炮弹能在空中爆炸，释放出多个小型炮弹，提高打击面积和效果，其设计在当时堪称创新。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科技往往被视为次要，这种“重道轻器”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对科技的态度和发展。 19世纪中叶，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英国，特别是在火炮技术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林则徐，尽管曾努力从英军那里了解开花弹的技术，但技术的传承和创新严重滞后，缺乏系统的技术积累和发展。 不久后，左宗棠在西征新疆期间，于陕西凤翔意外发现了明朝时期遗留的开花炮弹。这一发现不仅让他感慨于技术的遗失，也反思了如果当时有人能对此技术给予足够重视，可能就不会让西方列强在海上称霸。这种对科技轻视的态度，导致了清朝后期在军事上的多次失败。 甲午战争的发生，更是清楚地展示了科技落后的后果。北洋海军虽然成立不久，但在技术和装备的更新上却远远落后于日本。战争中，清军的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均不如日军，最终导致了惨败。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深层次地说明文化上对科技重视程度的差异。 在文化上，精神和科技的关系被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虽有其深厚的道德和哲理基础，但在快速变化的科技和军事领域，这种文化特性却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文化的较量，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的较量，是一个民族如何适应和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态度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