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姚启圣收复了台湾后，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入京面见康熙。他明知此去是死路一条，可是一向对他恨之入骨的康熙却并未杀他，这是为何？ 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姚启圣是个难以掌控的汉臣。自顺治二年担任福建巡抚以来，他就因为拒绝剃发留辫而与满族官员多次发生冲突。 从一品到九品，姚启圣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走完了一般官员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经历的完整降职之路。顺治六年，因抗拒朝廷的治闽方略被降为藩司；顺治九年，又因与上司争吵被贬为道台；顺治十三年，因酗酒渎职再被贬为知县；到了顺治十六年，连索额图这样的满族重臣也说不清他到底犯了什么律条，就这样被发配到漠河军中效力。 在收复台湾的战略上，姚启圣提出了著名的＂三必剿三必抚＂方略。他认为必须剿灭郑氏割据台湾的野心、剿灭台湾水师的优势、剿断台湾与大陆的海上贸易通道；同时也要抚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抚慰台湾百姓的民心、抚慰延平王郑经的归顺之心。 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姚启圣在福建实施了＂迁界禁海＂政策。他下令沿海方圆三十里内的百姓全部内迁，这一举措虽然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强烈反对，甚至三次挖了他的祖坟，但他仍然坚持执行。 更令人惊讶的是，姚启圣成功策反了施琅这位昔日的学生。施琅不仅熟悉台湾水师的作战方式，更擅长海战指挥，他的加入为清朝收复台湾提供了决定性的军事力量。 在姚启圣的努力下，清朝终于收复了台湾，而这位功劳卓著的汉臣也因此被封为＂西湖侯＂。然而，就在他准备入京面见康熙时，内心却充满了忐忑，因为他深知自己过去的种种作为已经引起了康熙的深恶痛绝。 康熙在面对姚启圣时，展现出了一个帝王的多面性。起初，康熙对姚启圣的愤怒源于这位汉臣多次挑战满清统治的威严。 在福建任职期间，姚启圣曾多次公开与满族官员对抗，甚至对皇亲国戚也毫不客气。这种行为不仅挑战了满清统治者的威严，更严重威胁到了满汉之间微妙的政治平衡。 姚启圣在南方广泛传播汉文化思想，培养了大批追随者。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文人圈子，更延伸到了军事将领群体，这让康熙感到极度不安。 为了震慑姚启圣，康熙曾派遣贴身太监李德全前往三里河马场宣旨。然而，姚启圣非但没有被震慑，反而因李德全仗势欺人，依照大清律法将其杖打三十。 康熙也曾试图以贪赃、渎职等罪名将姚启圣投入大牢。但这些指控都被索额图以＂姚启圣布衣粗食，无人行贿＂和＂三里河马场年年向朝廷供应良马＂为由驳回。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康熙对姚启圣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作为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康熙逐渐意识到姚启圣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个人才能。 姚启圣在南方，特别是在福建一带拥有极高的威望。这种影响力对于稳固清朝统治，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群体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海防方面，姚启圣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也是清朝统治者急需的。他对台湾局势的分析和建议，远比其他官员更加深入和准确。 更重要的是，康熙需要通过重用姚启圣这样的汉族重臣，来展示清朝对汉族官员的公平对待。康熙甚至不惜当着众多官员的面，烧毁了先帝顺治留下的＂永不录用姚启圣＂的圣旨。 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姚启圣的表现更是证明了康熙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康熙对姚启圣的态度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最终给予姚启圣＂西湖侯＂的封号。 在清朝官场中，姚启圣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平衡术。他深知何时应该全力以赴，何时又该适时退让。 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姚启圣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献身精神。他不仅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还亲自督导＂迁界禁海＂的执行，即使面对百姓的反对和挖祖坟的威胁也毫不退缩。 然而，当台湾收复后，姚启圣立即向康熙提出辞官请求。这一举动看似突然，实则是他深谙官场生存之道的体现。 对比其他功臣的遭遇，姚启圣的选择显得格外明智。许多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最终都因功高震主而落得凄凉下场。 姚启圣的智慧还体现在他善于结盟保命。周培公作为朝中重臣，在临终前向康熙举荐姚启圣，这一举荐为姚启圣赢得了康熙的特别关注。 在与施琅的关系处理上，姚启圣也表现出高超的平衡术。他们在攻台方略上的公开争执，反而消除了康熙对他们结党营私的疑虑。 姚启圣还善于在朝中维系多方势力的平衡。他既不与满族官员正面冲突，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 当索额图作为钦差大臣攻台失败时，姚启圣立即以乳母病逝为由请求辞官。这一举动避免了他卷入随后的政治纷争。 在朝廷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姚启圣选择了主动请辞，远离权力中心。这种识时务的态度，反而为他赢得了康熙的尊重。 康熙最终封姚启圣为＂西湖侯＂，赐予他杭州的一座行宫，还特意赏赐了一千三百多本珍贵古籍。这些安排既是对他功劳的褒奖，也是一种优雅的软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