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如果不看写作时间，你会以为这是一篇战后的总结报告。 但是，当你知道这是在战争刚刚开始几个月就写出来的对将来形势的预判，你不能不赞叹这是一种怎样的眼光，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洞察力，才能如此的精准，如此的正确。 即使让那些战争结束后的马后炮们重来一遍，也做不到。 为什么无数的将帅都心悦诚服地追随他，这就是答案。 在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件的爆发，中国正式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主要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及南京迅速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之下。面对如此迅猛的侵略，中国社会出现了极度悲观的“亡国论”。然而，这种情绪在平型关大捷和徐州会战的胜利后有所扭转，很多人开始沉浸在“速胜论”的幻想中。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凭借其深刻的战略洞察力，不仅看到了抗战初期表面的胜利，更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固有矛盾和实际力量对比，提出了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战争，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人力资源，逐步消耗日军的战斗力，最终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一战略思想被系统地阐述在他的著作《论持久战》中。这篇文章不仅理论丰富，条理清晰，而且具有很高的预见性，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在民间，如山东平邑县的孟姓晚清举人等人读后深受鼓舞，认为中国终将不会亡国。而在军事将领中，即便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也开始研究毛的这一理论，冯玉祥将军更是自费印刷了三千册发放给军中及民间。 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许多日本将领也难以接受他们是被中国击败的事实。然而，日本的佐山崎重三郎中佐在阅读了《论持久战》后，对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表示了深刻的敬意，他认识到了这种游击战术的有效性，并公开承认日本确实败给了中国。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其对战争形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和战术的创见。他不仅仅是从战争的当前状态出发，更是从长远的视角和整体的战略需求来审视中日战争的进展。他认识到了在不对称的战力对比下，中国必须采取非常规的战术来抗衡日本的军事优势。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数量和战略位置上的差异。中国虽然在兵力和资源上处于劣势，但拥有广阔的地域和深厚的人民基础，这为持久战提供了可能。他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利用其广大的空间来进行战略性的“空间换时间”，在不断的后撤中消耗敌人的力量，同时保存自身的战斗力。 在战略上，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作战方法和目标。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牵制和消耗日军；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则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利用中国地形广阔的优势，对日军进行有效的地方性骚扰和打击；最后在战略反攻阶段，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运动战对日军进行总体反击。 此外，毛泽东还细致地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如资源的枯竭、国内的反对声音以及国际上的孤立等，这些都是中国能够利用的战略要素。他认为，只要战争拖延足够长的时间，这些内部矛盾就会逐渐显现，削弱日本的战斗力。 在战术上，毛泽东强调要根据具体战场和时机选择合适的作战方式。他反对死守一隅的阵地战，主张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通过分散的小规模作战，可以在局部战场上形成对日军的包围和攻击，这种策略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尤为适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分析了战争的政治属性。他指出，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血战争，而战争则是血腥的政治行为。 毛泽东认为，理解战争的政治性质对于制定正确的战略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应将民族矛盾视为主要矛盾，并明确日本侵略者为共同敌人，这决定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张通过宣传战来塑造公众对战争的认识，从而在道德和舆论上占据优势。 此外，他提倡国内外各个反战力量的紧密联合，包括国内的各政治派别、国际友人及敌国内部反战力量的协同。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能够持续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策略上，毛泽东强调必须使每一个士兵和平民都明白战争的意义和目的。他批评简单的政治口号和背诵式宣传，认为应当根据战争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来调整宣传策略，使之更加贴近人民的实际需要。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动员，而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政治教育和动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