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9岁的吴晓莉被押往刑场处决，就在枪声响起前，她突然大声呼喊：＂请各位检查我的身体，我是清白的！＂ 1991年的东北，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工业改革如火如荼，国营企业走向改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农村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城市。 沈阳郊区的农民，大都还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家人辛苦耕种几亩薄田，到了秋收时节也不过能勉强糊口。 每到集市，城里人穿着时髦的确良衬衫，手里提着收音机，而乡下人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这种巨大的差距，让许多农村青年开始向城里涌动。 吴晓莉的家庭是当地最普通的农户之一。父母种着几亩口粮田，还要养活三个孩子。 作为家中长女，吴晓莉从小就担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刚上初中时，她就要每天早起给弟弟做饭，放学后还要帮着干农活。 到了1988年，眼看着周围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农村，吴晓莉也动了外出打工的心思。家里收成不好，父母又要供两个弟弟上学，她主动提出辍学。 那时的县城，正值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发展高潮。街道两旁开起了各种个体户商铺，从理发店到小餐馆，从修车铺到服装店，处处展现着新时代的气息。 初到县城的吴晓莉，很快就在一家电器修理部找到了工作。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能在县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 那个年代的打工者，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工资也全凭老板一张嘴。遇到好老板，能学到手艺还能攒点钱；遇到不好的，连最基本的工资都难以保证。 在县城租房子也是一件难事。没有正规的中介机构，租房全靠熟人介绍或是自己沿街寻找。吴晓莉好不容易在修理部附近找到一间简陋的出租屋。 这间房子是用红砖砌成的平房，一个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就只有一个简单的衣柜和一张方桌。 在当时的县城，电器修理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随着电视机、收音机等家用电器的普及，维修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吴晓莉所在的修理部规模不大，只有一间店面和几名员工。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人，在外面学过几年电器修理技术。 刚开始工作时，老板总是表现出一副爱才惜才的样子。他经常在其他员工面前表扬吴晓莉做事认真，还特意安排她学习简单的维修技术。 这种看似关照的行为，却逐渐变了味道。老板开始借着指导工作的机会，频繁制造身体接触。 每当修理铺没有顾客时，老板就会借故走到吴晓莉身边。有时是让她递工具，有时是教她识别零件，总能找到各种理由靠近她。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事态开始变得更加严重。老板常常借口送她回家，跟踪她到出租屋。 在那个年代，职场性骚扰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开玩笑＂或＂表示关心＂，受害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支持。 事情在一个夜晚发生了转折。那天老板趁着夜色，闯入了吴晓莉的出租屋。幸好邻居听到呼救声及时赶到，阻止了更严重的事件发生。 但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相反，它引发了更大的风波。消息很快传到了老板娘的耳朵里。 老板娘是个在当地颇有些地位的人物。她的娘家开着一家布店，在县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愤怒的老板娘带着娘家人冲到修理铺，当着众多顾客的面指责吴晓莉勾引有妇之夫。这场闹剧持续了整整一上午，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在小城镇里，流言蜚语比野火还要快。很快，关于吴晓莉的各种传言就传遍了整条街。 有人说她是故意勾引老板，想要傍上富贵。也有人说她早就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现在是想要敲诈勒索。 面对这些污蔑，吴晓莉选择了沉默。她不敢报警，因为在那个年代，报警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舆论压力。 但是沉默并不能平息事态。老板开始变本加厉地骚扰她，而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也越来越难听。 这种处境让吴晓莉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她既无法继续在修理铺工作，也无法回到农村老家。 在那个法制还不健全的年代，像吴晓莉这样的女工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途径。劳动局不会受理这种投诉，妇联组织也形同虚设。 1991年12月的东北，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县城看守所的铁门被打开，法警押解着吴晓莉走向刑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方出示的证据显示，吴晓莉用老虎钳击打了老板年幼的女儿，导致受害人当场死亡。案发后，她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辩护律师提出了一些减轻处罚的理由，包括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死刑的判决结果。 在押解途中，吴晓莉突然提出了最后的请求。她要求公安部门通过法医检验，证明她的清白。 这个请求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在拖延时间，有人则认为应该尊重死刑犯的最后心愿。 最终，司法部门同意了这个特殊的请求。法医检验证实了吴晓莉所说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