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总理唯一的“儿子”，隐藏真实身份50年，父子俩只见过一面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国共两党暂时搁置纷争，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个背景下，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代表，在国共合作中扮演着桥梁角色，而且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以此加强两党间的合作与交流。 1939年春天，周恩来结束了在新四军军部的一段工作，从桂林返回到位于浙江的家乡绍兴。这次归乡之旅，表面上是为了扫墓祭祖，但实际上背负着两重深意：一是动员家乡人民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二是了解和巩固当地的地下党组织。 周恩来携带秘书邱南章和警卫刘九洲，以及返乡探亲的学生王戍，乘坐游轮抵达绍兴。他们的接待地点是绍兴县商会，由商会会长王子余负责安排。王子余不仅是位高权重的社会人士，同时也是周恩来的姑父。 抵达绍兴后，周恩来首先拜访了族长周希农，后者拿出家族的《老八房祭簿》。尽管周恩来在祭簿中未有记录，但他并未因此感到失落，而是展现出对家族传统的尊重和热情。他们计划第二天一同前往涂山进行祭扫，涂山是周家祖坟所在，距绍兴约5里地。 在宴会上，尽管周恩来身着国民党的中将军装，但他并未因此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警觉。果不其然，宴会期间有国民党的特务试图打探情报。周恩来对此处理得泰然自若，他劝说在场的亲朋好友不必为此担忧，继续他们的交谈。 在交流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家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对抗战的看法，展现出他对家乡以及更广泛地区民众的关心。同时，他也强调了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激励着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应参与到抗日行列中来。 随后的一天，周恩来和族人一起步行到涂山，进行了祭扫活动。在祭祖过程中，周恩来没有忘记对家族史的尊重，他在族谱上续写了自己的名字。 在一次墓地扫墓后，17岁的王戍再次陪伴周恩来前往大禹陵。抵达大禹陵时，王戍兴奋地分享了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关于大禹的知识，如何用他的智慧和力量治理洪水，以及他那著名的家门不入的故事。 周恩来听后补充说，大禹的成就不止于治水，还包括鼓励农业发展和铸造九鼎，象征着他的爱国和为民心。 然而，当周恩来提到“九鼎”时，王戍却不知其意，这引发了周恩来的进一步解释：九鼎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大禹统一思想和治国理念的象征。 接着，在大禹陵前的雕像旁，周恩来巧妙地引导王戍思考九把斧头的象征意义，使他联想到九鼎。 回到商会后，周恩来在族人的晚宴上不仅题词，还特意为王戍写下激励人心的字句。尽管王戍渴望参与更大的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但周恩来告诫他要先学好知识，将来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临别前，周恩来将一些钱交给王戍，用于他的学习和生活开销，这不仅是对他未来独立生活的准备，也是对他学业的支持。他鼓励王戍与他保持通信。 1940年，日军飞机对绍兴进行疯狂轰炸，战火纷飞中，王戍随父亲逃往福建。他在艰苦环境中刻苦读书，1945年终于考入上海大学。怀着对干爹的思念，王戍多次给周恩来写信，却始终未收到回音。直到后来，父亲告诉他，周恩来是为了不影响他专心学业，才选择了暂时的沉默。 不久，王戍收到了一封来自周恩来的信。信中，一张军装照片背面写着"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几个字。王戍这才明白，原来干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关爱。1949年上海解放后，王戍响应号召，参加南下服务团，在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开启了长达五十年的教育生涯。 多年来，王戍严格遵守周恩来夫妇定下的十条家规。不以私谋利，不搞特殊化；在任何场合都不炫耀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直到1978年，中央同志整理周恩来相关资料时，才发现了这位总理的"义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