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一名执业律师因被警方认定“嫖娼”拘留十日，愤而起诉公安局，引发舆论哗然。案

大连，一名执业律师因被警方认定“嫖娼”拘留十日，愤而起诉公安局，引发舆论哗然。案件核心反转不断：警方称突击检查时，涉事律师与卖淫女在包间“交易完成”，微信支付记录含179元嫖资；涉事律师却坚称“被套路”——本想正规按摩，发现涉黄后立即离开，支付的是正常消费。更戏剧化的是，涉事律师以“性功能障碍”自证清白，要求医学鉴定，却遭法院驳回！庭审中，涉事律师指控警方“诱供”，第三次询问笔录系在派出所领导“劝说”下签字，且关键监控缺失；警方则抛出多份证人证言、流水单，称证据链完整。经过审理，法院这样判决。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19年12月17日下午，李明（化名）前往某洗浴中心（化名“鑫南苑”）消费。   据李明陈述，其本意是为放松筋骨，在休息区看到按摩项目广告后选择服务，但进入包间后被告知系卖淫服务，当即拒绝并支付170余元按摩费后离开。   然而，警方执法记录显示：当日下午16时20分许，民警突击检查该洗浴中心，在206包间内当场查获李明与一名女性（化名杨某）涉嫌卖淫嫖娼。   警方称，双方已事先商定179元嫖资，李明通过微信支付总费用207元（含嫖资、门票及饮料费）。   李明在洗浴中心外被警方拦截带走。   次日，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以嫖娼为由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决定。李明坚称自己未实施嫖娼，指控警方证据不实，并于2020年6月提起行政诉讼。   在庭审中，双方发生激烈争辩。   李明提出如下主张：   其一，笔录真实性存疑：李明称，其前两次询问笔录均否认嫖娼，第三次笔录系在派出所领导“劝说”下签署，并质疑警方未提供全程监控录像。   其二，生理障碍争议：李明自称长期存在性功能障碍，要求医学鉴定但遭拒，主张其客观上无法实施嫖娼行为。   其三，证据链缺陷：李明认为警方证据仅能证明其在洗浴中心消费，无法直接证明嫖娼事实，且证人证言可能受警方诱导。   警方抗辩如下：   其一，李明与杨某的笔录内容一致，与支付记录、证人证言相互印证；   其二，询问程序合法，未强制要求全程录音录像；   其三，性功能障碍不影响嫖娼行为定性（如意图达成交易即构成违法）；   其四，其他涉案人员证言佐证洗浴中心存在系统性违法活动。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1、原告李明是否实际实施了嫖娼行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卖淫嫖娼的成立需满足双方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的合意，并具备实际行为或明确交易条件。   警方提交的询问笔录显示，原告与杨某均承认“事先谈好价格”，且微信支付记录中包含“嫖资”部分。即便原告最终未发生性行为（如原告主张因生理障碍未完成），只要双方达成交易合意并进入实施阶段（如进入包间、支付费用），即可构成违法。   治安处罚的违法性认定侧重于交易意图及行为的“着手”，而非实际结果。这与刑法中“犯罪未遂”的认定存在差异，体现行政法对公共秩序保护的侧重。   原告主张其进入包间后拒绝交易，但未能提供证据（如场所监控、第三方证人）证明其“及时退出”。相反，其支付记录中包含“嫖资”费用，与场所经营模式（嫖资拆分隐藏）吻合，形成对“合意”的间接印证。   2、程序瑕疵是否足以推翻事实认定？   原告质疑证据存在诱供、笔录矛盾、关键监控缺失等问题，涉及行政程序合法性与证据证明力的冲突。   原告提出前两次笔录否认嫖娼，第三次笔录承认，但法院采信了警方提交的“最终笔录”。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若多份笔录存在矛盾，需结合其他证据判断真实性。本案中，原告最终笔录与杨某陈述、支付记录等相互印证，故法院认定其效力。   原告主张警方未全程录音录像，但现行法律未强制要求治安案件询问全程录音录像（区别于刑事案件）。法院认为，被告未保存监控系客观条件限制，原告未举证证明存在胁迫或诱供，故程序瑕疵不构成违法。   微信支付记录、场所流水单等虽为间接证据，但结合以下因素形成完整链条：嫖资拆分（杨某获100元现金，场所收取79元）符合涉黄场所规避侦查的惯常做法；   其他四对涉案人员的证言虽不直接关联原告，但揭示了场所系统性违法，增强了原告涉案的合理性。   3、性功能障碍能否成为抗辩事由？ 原告以生理障碍主张“无法实施嫖娼”，试图否定违法性，但法院未予采纳。该争议涉及两个法律问题：   嫖娼行为的认定以“交易合意”为核心，是否实际发生性关系不影响定性。即便原告因障碍未完成性行为，只要其与杨某达成合意并支付嫖资，已满足违法构成要件。   在庭审中，原告申请医学鉴定，但需证明其主张与案件存在直接关联。法院认为，即便鉴定确认其存在性功能障碍，亦无法反推“未达成交易合意”。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明的全部诉请。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