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怀第5胎时肚圆爱吃辣，丈夫怒骂：“又多一个赔钱货！”15年后，她携带4个女儿净身出户，丈夫嘲笑她：“没了我，你只能带着4个赔钱货跳黄浦江！”不久，丈夫就来信求她回去。 1926年，正值农历正月初五，董竹君迎来了她26岁的生日，这一天对她来说却不尽喜悦。身为即将分娩的孕妇，她本应得到周到的照顾，然而现实是，她不得不忍受寿宴上的喧嚣和客人们的纷扰。此次怀孕是她第五次孕育，前四次均生下女儿，使她的丈夫夏之时颇感失望。 寿宴过后，亲友们开始打牌，游戏一直持续到凌晨。董竹君体力已然透支，情急之下，她请求亲友们允许她休息。尽管她明确表示了疲惫，但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压力下，她不得不勉强陪伴在旁。 婚后，董竹君作为家中的女主人，一直负责处理家庭大小事务，同时抚育四个女儿。她不断地努力让女儿们接受教育，然而夏之时对此却始终不屑一顾，他的态度在很多场合下都流露出对女儿的不关心和不重视。 面对这样的家庭环境和丈夫的态度，董竹君深受煎熬。在一次严重的身体不适中，她独自前往英国人设立的四圣祠医院。她预感到这次分娩将非常艰难。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她的儿子夏大明出生了。分娩过程中，医生发现原是双胞胎，由于她体质虚弱，不得不做出了艰难的选择。 分娩后，董竹君体力透支，长时间昏迷。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在病房中。梅香，一直服务于她的丫鬟，告诉她这一切的经过，并透露了夏之时对于生下男孩的喜悦，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缺席，以及对她身体状况的漠视，使她深感失望和悲痛。 她渐渐认识到，尽管她一直努力维系这个家，但夏之时的关心和爱似乎只限于延续家族的香火。她的痛苦和不满终于在一次大吵后爆发，这让她意识到，尽管自己生下了男孩，但夏之时的态度并未因此有所改变。这种认识使她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种下了离开夏家的种子，尽管她并未立即采取行动。 1928年，夏之时与家人在成都最后一次站在一起拍摄全家福。他把唯一的儿子大明安置在自己的前面，用双手环抱着他，显得格外呵护，而他的女儿们则相对边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这个布局象征着大明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这种照顾和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显现，夏之时对女儿的需求总是迟疑，而对儿子的请求则总是应允。 洗出来的照片让董竹君觉得不自在，女儿的一句话点醒了她：“大明在照片中最为显眼。” 夏之时的这种偏爱影响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和行为。 这种不平衡的家庭动态不断加剧，董竹君与夏之时因女儿教育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夏之时认为，投资女儿的教育是浪费，他坚持传统观念，认为女孩只应尽早嫁为人妇。他的看法与董竹君的愿望背道而驰，她希望女儿们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广阔的人生可能。 随着家庭矛盾的不断激化，夏之时的行为越发极端。他对长女国琼的交友选择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并且在董竹君不在时，对女儿进行了严厉的惩罚，甚至逼迫她作出极端选择。这种行为彻底摧毁了董竹君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忍耐。 决断的一刻到来时，董竹君彻底清醒，她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和女儿们将永无宁日。在一次家庭冲突中，夏之时的暴力行为几乎伤及董竹君的性命，幸亏侄子及时出手相救。 终于，董竹君决定带着女儿们离开，她选择为自己和女儿们寻找一个更加公正和安全的环境，她们前往上海，寻求新的开始。而那张1928年的全家福，成为了夏家人最后的合影。 离家的那年，夏大明尚只两岁。这个小小的年纪，让他无法理解母亲为何突然消失在自己的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母亲的记忆越发模糊，积累的是不解和怨恨。 1935年，董竹君在上海创办了锦江饭店。虽然事业有成，但牵挂从未减少。她通过好友王云帆，试图弥补与儿子的关系，了解他的生活状态。王云帆从四川返回后带回了关于夏大明的消息，他的话透露出夏大明的冷漠与误解，这让董竹君深受触动。她意识到，仅凭偶尔的关心是难以修复这段母子关系的。 董竹君决定开始与儿子通信，希望逐步打开他的心扉。岁月流转，夏大明渐渐长大，通过家中勤务兵卢炳章等人的叙述，他开始理解母亲当年的选择。他了解到，母亲的决定并非出于自私或忽视，而是一种无奈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夏大明终于有机会回到母亲身边。与他的四个姐姐相比，他对父亲保持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看来，父母间的矛盾主要源于父亲的重男轻女观念。他曾幻想父母能够复合，尤其是在姐姐们已经成年的情况下，他认为家庭的旧矛盾应当不复存在。 1948年夏之时通过夏大明传递的示好信未能改变董竹君的心意。信中夏之时提到上海形势的危险，暗示家中已为他们准备好了避难之所。但董竹君对此信只是默然，没有任何回应，这让夏大明意识到，他们母子的生活已经与过去划下了界限。 董竹君的余生中，她再未步入婚姻的殿堂，甚至未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伴侣。她从28岁一直到97岁，独自一人生活了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