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间的老人名叫戴以谦，他不仅是戴笠的亲信，还是戴笠的亲戚，因此不少有求于戴笠的人都会走他的路子，按理说像戴以谦这样的特务很难逃得过新中国后的政治运动，可他不仅得到了政府的照顾，还晚年无忧，这是怎么回事呢？ 戴以谦虽说和戴笠是亲戚，但戴笠并不认识他，直到1943年，戴笠到江西铅山办事处视察时，在主动和他攀谈时，才意外地发现两人竟是远房亲戚，按辈分他得称戴笠为十叔公。 不久，戴笠一纸任命把戴以谦调进了军统。 原来，戴笠这个人和蒋介石一样喜欢任人唯亲，在提拔亲信的时候，都是江山老乡或者亲戚，而戴以谦不光聪明能干，还有战斗经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把戴以谦要到了身边。 戴以谦虽然很年轻，但是有戴笠的调教和提携，很快就在工作上有了出色的表现，因此他不断获得提拔，没多久就成为了戴笠的机要秘书，不光许多机密码情报都经过他的，而且不少军统局的决策和行动，也都有他的参与。 而戴笠出行，也总喜欢把戴以谦带在身边，因此戴以谦虽然官职不大，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戴笠身边的红人，所以一些有求于戴笠的人纷纷来走他的门子。 都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何况戴笠不仅是军统大佬，还是蒋介石的心腹，戴以谦的未来无疑是无限光明。 然而戴以谦的风光随着戴笠的离世戛然而止。 戴笠死后，原本就派系林立的军统内部你争我夺，很快毛人凤就成为了军统新的大佬，而戴以谦则遭到排挤，成为了边缘人。 1949年，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摆在戴以谦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二是投靠其他国军部队留在大陆顽抗。 戴以谦深知去台湾没有好日子，又听说解放军有优先俘虏的政策，于是他便到北平加入国军将领傅作义的部队，继续负责情报工作。 然而仅过了3个月，傅作义就接受了共产党给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领部队起义了，这样一来戴以谦的身份就成了起义人员，不光没有了牢狱之灾，解放军还发放路费让他得以回到江山老家。 此时的戴以谦才24岁，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勤劳肯干，还娶妻生子，生活过得很有滋味。 然而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1958年，随着肃反运动在全国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戴以谦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也被人揭发了出来，于是戴以谦遭到逮捕。 在审讯的过程中，戴以谦坦白了那段历史，考虑到他在军统时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抗日期间，又是起义人员，再加上认罪态度良好，因此法院最终对他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 然而就在戴以谦服刑期间，不堪忍受流言蜚语的妻子提出了离婚，随后便带着孩子远嫁他乡，自此和他断了联系。 刑满释放后，戴以谦回到家乡隐姓埋名仍以务农为生，不过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不愿意连累别人，所以再也没有结过婚。 戴以谦晚年的时候，政府考虑到他无儿无女，因此给他发放了五保户补贴，还安排他住进了镇上的养老院，以确保他晚年无忧。 戴以谦对此非常感激，经常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关心，我才能老有所养。” 除了党和政府的关心，还有不少志愿者来探望戴以谦，戴以谦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当初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军统特务和他一样选择留在了大陆？ 为了满足戴以谦的心愿，志愿者发动资源帮他在国内寻找和他一样隐姓埋名的军统特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走访，志愿者找到了85岁的王庆莲和92岁的祝仁波。 王庆莲15岁考入军统，是军统电译员，主要负责电报破译工作，曾破译过800多种不同的日军机密情报，受到过戴笠的表扬。 戴笠死后，由于军统内部人员调整，她便以“想家”为由，离开了军统。 和戴以谦一样，王庆莲也因在军统工作过的经历在1958年被捕入狱，直到23年后才获得特赦，结束了在农村的改造生涯。 好在国家把王庆莲劳改的时间给算成工龄，因此她才在退休后领到退休金和国家补贴。 三人中祝仁同的年纪最大，他是军统中的电讯人才，主要负责维修电台。 在抗战期间前线的电台和后方紧密相连，是重要的作战指挥的通讯工具，祝仁同曾多次穿过枪林弹雨到前线排除电台故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祝仁同选择留在了大陆，隐姓埋名做起了电讯生意，然而到1952年，由于身份遭到揭发，他被下放到农场劳改，原本被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可由于农场只有他会修理电器，因此被留在农场16年，直到1980年才离开。 除了王庆莲有家有口，戴以谦和陆仁同都失去了亲人，垂垂老矣的他们在见面后回忆起起落落的人生，不由唏嘘不已，不过他们由衷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同时他们也为能得到党和国家的照顾而感激不尽。 最后，志愿者为三位老人拍下了珍贵的合影，以此作为三人见面的纪念及对历史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