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曾经十分厌恶孙中山，因为有人曾经告诉他，国民党经常打胜仗的秘密就是因为有孙中山在背后默默相助，孙中山就是国民党的福星。 1924年的秋天，北京城内风云际会。一场牵动全国政局的会谈正在秘密进行，与会者皆为当时政坛要角：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与南下的孙中山。会谈桌前，东北王张作霖面色平静，态度客气，与孙中山相谈甚欢。谁能想到，就在四年前，这位威震东北的军阀曾对孙中山怀有深深的厌恶。 回到1920年，张作霖正为修筑葫芦岛港的资金发愁。这个港口对张作霖至关重要，因为日本人开发大连港如火如荼，他不想被日本人＂包了饺子＂，急需建立自己的出海口。就在此时，一位自称＂宁武＂的南洋华商前来拜访，表示愿意为葫芦岛港提供资金支持。 ＂这位宁先生，你为何愿意支持我的港口建设？＂张作霖眯着眼睛问道。 ＂东北是中华要地，葫芦岛港建成后对抗外敌有莫大裨益。＂宁武恭敬回答。 张作霖表面热情招待，内心却早已警觉。通过自己的情报网，他很快得知这＂宁武＂其实是孙中山的使者宁孟言，此行是来试探联合可能性的。张作霖嗤之以鼻，私下对心腹说：＂这个孙文，整日画大饼，却拿不出实际的东西。＂ 张作霖对孙中山的厌恶并非无故。当时东北地区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国民党之所以在南方屡战屡胜，是因为有孙中山这个＂福星＂在背后相助。这种近乎迷信的说法传到张作霖耳中，更加深了他对孙中山的反感。作为一个靠实力打拼的军阀，张作霖不信这套＂福星＂论调，他相信的是枪杆子和真金白银。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张作霖正忙于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对南方的革命浪潮保持距离。在他看来，那些高谈阔论革命理想的人，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追逐者。特别是当他听说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后，更加警惕起来。 ＂革命党人说一套做一套，＂张作霖曾对亲信道，＂他们打着救国的旗号，却引外人入内。这孙文若真有本事，为何屡屡要靠外人？＂ 然而，随着北洋政府内部的分化加剧，张作霖开始重新考量与孙中山合作的可能。他派人南下，试探孙中山的真实意图，同时展示自己作为东北王的分量。这不是认同，而是一种政治权衡。 到了1924年，形势已经大变。张作霖与直系军阀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孙中山的国民党势力渐长。当孙中山提出共商国是的邀请时，张作霖放下了过去的成见，表面上接受了这次会谈。他了解到，在复杂的政局中，昔日的敌人可能成为今日的盟友，而所谓的＂福星＂不过是政治宣传的手段罢了。 当宁武的真实身份被揭穿后，张作霖并未立即翻脸。1920年的东北军阀政局复杂，张作霖作为＂东北王＂，正需要寻找对抗北洋军阀的盟友。他冷静地分析着与孙中山合作的利弊，这位从不轻易下决断的军阀，骨子里始终秉持着＂不见兔子不散鹰＂的实用主义态度。 ＂这孙文虽然爱讲大道理，但在南方确实有些根基，＂张作霖对心腹幕僚说，＂若能南北夹击北洋那帮人，或许是个机会。＂ 于是，张作霖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南下与孙中山会面。会面中，双方谨慎试探，各自打着小算盘。孙中山详细阐述了他的革命理想和建国蓝图，张作霖的代表则更关心实际利益—军火、资金和地盘。这种本质上的分歧，注定了两人难以真正走到一起。 1924年，当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政策时，张作霖的警惕心再次提升。作为与日本有着复杂关系的军阀，张作霖深知引入苏联这个新变量意味着什么。他曾对亲信表示：＂孙文引狼入室，终究会自食恶果。＂ 葫芦岛港的合作最终不了了之，这次接触却让张作霖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他看来，孙中山善于画饼却难以落实，虽有一批忠实追随者，但缺乏实际的军事和财政能力。而张作霖扎根东北，掌握着实打实的军队和税收，根本不需要依靠所谓的＂福星＂光环。 随着1925年3月孙中山的去世，张作霖密切关注着南方政局的变化。当国民党内部为继承权展开激烈争夺时，他冷眼旁观。汪精卫自封中央政府主席，胡汉民被迫出走，廖仲恺被刺杀，许崇智弃权——这一系列变故正印证了张作霖的判断：没有实力，再美好的理想也终将幻灭。 最让张作霖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的崛起。这个曾在孙中山班底中排名第五的人物，通过掌握黄埔军校和军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者。当张作霖听说蒋介石如何利用廖仲恺被刺和许崇智出走的机会夺取军权时，他不禁感叹：＂这小子比我想象的有手段。＂ 直到1927年蒋介石开始北伐时，张作霖才真正认识到当年那个不起眼的黄埔军校校长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对手。那个曾经流传的＂福星＂传说似乎变成了现实，只不过＂福星＂已经从孙中山变成了蒋介石。 历史的讽刺在于，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从未真正走向合作，而孙中山去世后，他却要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国民党。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日军炸死，再也无法见证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