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今随着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对抗升级以及潜在的安全风险提升，以及未来俄美欧关系可能的变动，我们应如何在新阶段实现周边繁荣和地区稳定？结合此次会议精神，周边外交工作今后应在哪些层面继续发力？
金灿荣：整体而言，我们对周边问题处理得都还不错，但是依旧有一定不足，这个不足首先是受制于我们客观的发展水平。我们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我国人均GDP水平大约为1.3万美元，而美国则超过8万美元。虽然人类总体目标是迈向现代化，但中国目前仅处于初步成功阶段，尚未成为现代化标准的制定者。
从综合国力来看，我们的发展仍有局限，尤其在软实力方面更显不足。我们可以设想下，如果我国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再结合14亿人口的基数，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但现阶段我们还不行。如果把美国的现代化水平比作博士后层次，中国现在大致处于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我国现代化水平和国力建设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另外。我们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局限。这在陆上和海上边界争议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陆地边界方面，我国与不丹、印度等国家尚未完全划清；海上则有更多边界线纠纷，这些问题容易被域外势力用于分化和挑拨两国关系，这也与我国当前发展水平不足有关。
而且我国在周边外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未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区域内掌握相关国家语言、熟悉当地生活的人才十分稀缺，也影响到了外交工作的精准性。
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在影响中国的周边外交，很多周边国家经历过完全的殖民统治，但是中国只经历过半殖民地时期，只在二十多个条约港中有所谓租界。这使得不少周边国家总是认为其民族自然低一等的，对宗主国的崇拜很难清除干净。
地缘战略上，我国所处区域大国力量云集。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天然位于东亚，美国不仅通过设立位于关岛、日本等地的据点对区域进行控制，还在保持对菲律宾自19世纪末以来的长期影响。正因如此，这一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最为激烈的战场。中国对现代化大国激烈竞争尚不熟悉，这既是挑战，也是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初步看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要改变的根本还是要改善国力，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国内发展。若能够在短期内（例如五年内）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将自然提升我国的国家底蕴和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国的发展模式主要为追赶型，侧重于生产能力的迅速提升，但消费不足。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最价廉物美的东西，但是自己消化不良，形成了高度依赖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局面，这就很容易让人抓住软肋。
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培养自己的消费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做到这些，需要切实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并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过去我国相当大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促进投资和发展，现在政府应该将除了关键性产业投资以外的投资向民生领域倾斜。利用公共资源的分配调节，根本性解决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养老保障这四座大山，通过福利和民生投入推动内需和经济内循环。
2020年5月，我们国家正式提出“双循环”战略，表示以“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进展相对迟缓。现在我们正好可以借外部压力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促使国内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为将来提出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创造条件，将国内经济发展带入新阶段，将发展方式从追赶型、出口依赖型转为以内循环为主、消费型经济。
这样从区域角度来看，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将增强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还可能改善区域内的就业和发展环境，同时减少对周边国家的挤压效应，进而帮助它们减少对美国及西方市场的依赖。
落实到具体战术上，我们需要将工作重心放在类似经济、科技等软性合作方面。首先中国需要夯实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虽然该协定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但其效果尚未充分显现。所以我们需要加强与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联系。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着重推进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南亚对话以及中国-中亚对话之类的周边次区域合作平台，拉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距离。通过这些阻力较小的平台，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
第三就是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员交流与科技合作。在人员交往问题上，我们需要利用相关项目有序增加人员流动与交流，但同时也必须加强管理，防止出现类似西方一般大规模非法移民等问题。近十年来，中国科技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未来十年还有望进一步领先。所以中国应通过建立学术联盟等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科技与学术合作，共享发展成果。通过人员、经济和学术合作，可以为建立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民意基础创造条件。
在这个良好的民意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效管控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现在亚洲国家面对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团结。我们虽然也在促进各国团结应对特朗普的无理行径，比如4月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与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贸工部长扎夫鲁视频通话讨论相关事宜，但这不是一个机制化行为。未来通过建设平台，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一道寻找国家之间的共性，在一些国际问题共同发出倡议。
总之，未来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与信任中国的周边国家多开展一些更深入的合作。中国军事现代化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可以与信任的国家进一步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帮助其实现军事现代化。当然，此举不等同于建立军事同盟，而是作为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技术与信息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