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一身长衫、头戴礼帽、提着公文包刚踏进家门，女儿一看他那身打扮，吓得大叫：“爷爷！讨债的又来了！”
屋里顿时一阵慌乱，这个突然回来的“陌生人”，就是多年音讯全无的李克农。
面对重逢的亲情还未平复，他的父亲李哲卿却劈头问了句：“你现在当了大官了，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开始恢复，李克农此时在中共情报系统中已经是个重要人物，负责南方多个秘密联络点的工作。
当时他正好路过安徽芜湖老家，想着这么多年没回过一次家，便匆匆抽空探一探亲，但这趟“探亲”，对他来说，比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送情报还要紧张。
家门口，他敲门许久才有人应，门一开，一个小女孩探头张望，看到一个穿着讲究、胡子整齐、手里还提着包的男人，吓得转身就跑。
李克农心里一震，那是自己亲生女儿，但他这几年在外身份保密，不能通信、不能露面，孩子自然不认识他。
他赶紧喊：“爸，是我啊，是克农！”这才把家里人从屋里惊动出来。
几十年的旧宅子早已破败不堪，屋顶漏雨，墙角堆着柴火和破衣服，赵瑛站在门口，衣服洗得泛白，眼神里既有惊讶也有委屈。
她曾是李克农的同志、伴侣，在他失联的那些年，独自带着几个孩子艰难生活，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饭桌上，几口简单的菜，一碗稀粥，一盘酱菜。
李哲卿年纪大了，吃饭前语气不急不慢地说：“你现在是大官了，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你看看我们这个样子，赵瑛衣服都打着补丁，孩子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
李克农愣住了，他很少在任务之外说话，此刻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低下头说：“爸，我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这包是公家的，车是八路军的，不能乱用。”
这番话让饭桌的气氛一下冷了下来，李哲卿皱着眉头不说话。赵瑛也没吭声，站起身去厨房洗碗。
李克农知道他们心里都不好受，但这是纪律，他不是不想帮，而是不能帮。
共产党在那个时候对干部的要求极其严格，尤其是像他这样搞情报的，一分钱的公款不能挪用。
李克农回家的事，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的，当时陪他一起的是叶剑英。
见这场面尴尬，叶剑英私底下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塞给李克农，说：“给你家里买点东西，多少缓解一下。”
李克农接过钱刚准备说话，赵瑛转头看见了，急忙把钱推回去：“这钱怎么能要？你们还要工作，咱不能拿这个。”
叶剑英愣了愣，也没再坚持，赵瑛拿着手帕擦了擦眼角，说：“我们能熬得住，你们要紧的是打日本，家里的事我顶着。”
说起赵瑛，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坚强，李克农在白区活动期间，曾几次被捕，还一度被误认为叛变。
那个时候消息不通，赵瑛带着孩子躲来躲去，被赶出房子，只能靠在私塾里教书维持生活。
有一次，她为了给李克农转移一份重要资料，藏在菜市场里整整一个月，白天当小贩，晚上睡在摊位后头。
再后来，李克农调到延安，赵瑛也去了，可即便到了根据地，她也没能轻松下来。
那会儿延安物资紧张，她既要做机要工作，还要一边管孩子一边洗衣做饭。
两个孩子发烧，她抱着去找医生，回头还得交文件、打电报，整天没得休息，别人说她苦，她只说：“总比在外头挨打强。”
1949年以后，李克农在外交战线和情报系统中继续担任要职，可无论职位多高，他从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
赵瑛带大的几个孩子，读书的、工作的，基本靠国家正常分配。
他们住在普通楼房，穿布鞋、打补丁，是邻居口中的“怪脾气家庭”，因为从来不送礼、不请客、不借人情。
1950年，小儿子李英立结婚，亲戚朋友都来了，李克农一边喝酒一边红着眼圈对赵瑛说：“这几个孩子，都是你一个人带大的，我没尽一天父亲的责任。”
赵瑛听了没回话，只把他手里的酒杯倒满，她心里明白，这不是李克农一个人的错，那是整个时代决定的。
他们选择了走这条路，就注定了很多家庭团聚、柴米油盐的日子要靠牺牲来换。
后来李克农病重，住进医院，临终前，他特意把子女叫到床前，说：“我没什么财产，只有这一万元，是我这些年积下来的，今后你们谁也不能动，要上交给组织。”
1962年，他去世，子女们如他所愿，把那笔钱原封不动交回组织，几十年后，李克农被追认为“红色特工之王”，但他的子女从没因为父亲的身份得到特殊对待。
甚至有人问他们：“你爸当那么大官，怎么你们家这么清贫？”
他们的回答总是一样：“我们爸的包是公家的，但他的心是给人民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李克农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用一件件小事撑起一个国家的骨头。
这段李克农回乡探亲的小插曲，说到底，就是一场家庭与信仰的碰撞。
父亲要钱，是想救救这个快垮掉的家；儿子不给，是为了守住他坚持的规矩。
矛盾是真实的，痛苦也是，但正是这些挣扎，构成了革命年代最有血有肉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