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主持高级将领会议，提出派兵到山东敌后打游击以牵制日军

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主持高级将领会议，提出派兵到山东敌后打游击以牵制日军南下，并询问谁愿意前往，当时场面一度沉默，直到于学忠站起来说：我是山东人，我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9年初的南昌，一场高级将领会议正在进行，国民政府亟需派遣一支军队深入山东敌后打游击，以牵制日军南下的势头，面对这个危险的任务，将领们纷纷沉默，在这种氛围下，一位山东籍将领毅然站起，主动请缨，他就是后来被誉为游击将军的于学忠。 随着鲁苏战区总司令的任命，于学忠带领着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肩负起了在鲁南山区开展游击战的重任，这支军队在1939年3月由大别山向阜阳开进，为避开敌军的截击，于学忠采取了极其灵活的战术部署。 全军以团为单位分散行军，昼伏夜行，犹如浩瀚星空中闪烁的繁星，让敌人难以捕捉其行踪，于学忠亲自率领一个团，率先突入沂蒙山区，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道，其余各部也相继潜入鲁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 在战术运用上，于学忠独具匠心，他提出了不放弃根据地、化整为零、避免决战、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这种战术思想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完美契合，既保存了实力，又能有效牵制敌人，堪称一种军事智慧的结晶。 战场上的较量远非于学忠面临的唯一挑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展现出了高超的平衡艺术，到达鲁南后，于学忠的部队与八路军建立了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源于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就确立的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立场。 于学忠独特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提出的不即不离方针上，他认为，与蒋介石既不能走得太近以免被同化，也不能走得太远以免遭到武力清算，这种微妙的平衡术，让他在夹缝中开创出一片独特的天地。 这种智慧在1939年冬天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当时，一份来自蒋介石的密电，要求处理五十一军中十余名共党分子，面对这个危机，于学忠采取了巧妙的周旋之策，他没有正面抗拒命令，而是以调职、长假等方式，既保全了这些军官的性命，又不至于与上峰撕破脸面。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于学忠展现出了难得的人性关怀，他特别强调这些军官多为东北人，在张学良被扣押后已成无母孩儿，应当给予特别的体恤，这种情怀，使他赢得了部下的由衷敬重。 于学忠在鲁苏战区的日子并不平静，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谋划所谓的华北联邦，竭力拉拢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意图与日军勾结，于学忠的存在和他与八路军的友好关系，成为了这一图谋的最大阻碍。 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随之发生，在于学忠为战区干训班授课时，一名刺客突然投掷手榴弹，所幸于学忠反应敏捷，虽受轻伤却躲过了这次暗杀，更令人深思的是，刺客逃向八路军驻地，企图嫁祸八路军，这一阴谋很快被揭穿，刺客落网后供认是受沈鸿烈指使。 即便掌握了确凿证据，向蒋介石告发沈鸿烈的通敌行径，结果却令人寒心，蒋介石非但未惩处沈鸿烈，反而将其调任农林部部长，这一举动，暴露了国民党高层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消极态度。 沈鸿烈虽去职却未消停，转而策动吴化文、张步云投敌，并指使他们配合日军对鲁苏战区发动扫荡，约每两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给于学忠部队带来了巨大压力，1943年夏天，一次特别凶险的遭遇战中，于学忠身负五处枪伤，战区总部伤亡惨重。 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打出了关心的幌子，以体恤于学忠安全为由，急电其撤离山东，于学忠看穿这背后的政治意图，据理力争：为维护抗战局势，不宜出鲁，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拉锯战。 最终，在1943年9月，蒋介石祭出军法处置的最后通牒，于学忠虽被迫接受撤离命令，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他没有等待亲蒋的李仙洲部队接防，而是暗中与八路军罗荣桓将军达成默契：以烟火为号，实现有序交接。 撤离时，八路军不仅为东北军提供粮草接济，更展现出了崇高的民族大义，当有东北军士兵因不愿西撤而投奔八路军时，罗荣桓立即下令将人员装备悉数送还，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抗日大局的胸怀。 1943年9月底，于学忠在阜阳召开追悼会，总结鲁南五年抗战的得失，统计数字令人震撼：将官阵亡12人，仅五十一军就进行了上百次战斗，伤亡过万，这支英勇的部队也重创敌军万余人，歼灭伪军数千，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的兵力，有力支援了全国其他战场。 于学忠的鲁苏岁月，是一部智勇双全的传奇，他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夹缝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抗战道路，他的经历，不仅是一段军事历史，更是一曲讴歌民族气节的壮歌，这位将军用实际行动证明，在民族存亡之际，唯有团结抗战，方能共御外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