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汤玉麟无心抗战，甚至已经带着历年来在热河搜刮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烟土逃离了承德。
早年，汤玉麟曾与张作霖有过不小的矛盾，甚至一度逃离奉系，然而，世事难料，两人后来却重归于好，这段经历或许可以解释汤玉麟日后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
随着时局的变化，汤玉麟逐渐攀升至权力的顶峰，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的信任下，他先后担任热河都统和热河省主席等重要职务。
然而，权力的滋味似乎让汤玉麟迷失了方向，他在热河的统治，堪称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割据的缩影。
汤玉麟执政热河期间，大肆任用亲属，将整个省的重要职位几乎全部交给家族成员把持。
他的长子汤佐荣身兼热河兴业银行总办和禁烟局总办两职，二儿子汤佐辅则掌管全省财政大权，更令人咋舌的是，他的三弟、四弟、五弟分别被委以步兵团长、炮兵团长和骑兵团长的要职。
这种赤裸裸的裙带关系，不仅损害了地方治理的效率，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
然而，汤玉麟的劣迹远不止于此，在他的统治下，热河省成为了鸦片种植和贩卖的重灾区，汤玉麟通过禁烟局这一貌似禁烟实则助长毒品泛滥的机构，强制农民种植鸦片，并征收高额税款。
这一政策不仅导致了粮食短缺，更是严重损害了当地民生，农民们不得不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而种植鸦片以求生存，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的生存之道。
在汤玉麟的统治下，热河省的军队纪律松弛，士气低落，长期欠发军饷使得军官们不得不另谋生路，许多人选择了参与烟土生意。
而普通士兵则更加可怜，他们不得不通过抢劫来维持生计，这支军队早已失去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沦为了一群乌合之众。
1929年，汤玉麟参与镇压嘎达梅林起义的行动，更是暴露了他残酷无情的一面，他将起义领袖嘎达梅林的尸首交给蒙旗达尔罕亲王，并下令将其悬挂示众。
这一野蛮的行为不仅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加剧了蒙古族对汉族统治的不满，为日后的民族矛盾埋下了祸根。
然而，历史的车轮从不因个人的意志而停滞，1933年2月，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国民政府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抵抗日军对承德的进攻，政府迅速成立了承德后援会，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两个集团军应运而生，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被任命为总司令，而汤玉麟则被委以热河前敌总指挥的重任。
面对这样的重担，汤玉麟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他在公开场合慷慨陈词，表示要誓死抗战，保卫热河。
在私底下，他却暗中准备着逃跑的后路，这种两面派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期望，更是为日后热河的沦陷埋下了伏笔。
最终，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汤玉麟的无能和怯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军仅派出了一支128人的小型骑兵团，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
而汤玉麟呢？他带领着几万人的部队，却连一枪一弹都没有发出，就仓皇逃窜了，这一幕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耻辱的场景之一。
然而，汤玉麟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在逃跑的途中，他竟然遭到了孙殿英部队的袭击，这支本应与他并肩作战的军队，此时却成了他的敌人。
在这场遭遇战中，汤玉麟损失惨重，不仅丢失了大量财物，更是失去了最后一丝尊严。
热河的沦陷，标志着汤玉麟政治生涯的终结，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仍然没有放弃政治投机的企图，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汤玉麟的立场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他一方面与日伪政权保持着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加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本质。
最终，汤玉麟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被解除了所有军权，只得到了一个虚职——二十九军总参议，从此，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阀，只能在天津默默地度过余生，直到1949年在病榻上悄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