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

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冷战局势正处于胶着状态。各大国之间的军事科技竞赛日趋白热化，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导航技术成为了制胜关键。激光陀螺作为一种能够精准测量物体角位移和角速度的尖端装置，对于各类武器系统的制导与定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像是武器装备的＂眼睛＂和＂心脏＂，没有它，再先进的武器也难以实现精确打击的能力。 1971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两张写有激光陀螺制作原理和光路图的图纸。这些图纸虽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原理和技术细节。钱学森深知这些资料对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立即将它们送到了国防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随即成立了专门的激光研究小组，希望能够破解这些图纸中隐藏的技术奥秘。然而，由于当时我国在激光技术领域的基础相对薄弱，加上资金和设备的不足，研究小组面临着诸多困难。几位科学家反复研究这些图纸，但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研究陷入了停滞。 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名叫高伯龙的物理学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高伯龙1928年出生于广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6岁时曾因抗日战争而参军，战后重返学堂，最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原本对数学充满热情，但为了研究核武器，毅然选择了物理专业。 1951年，高伯龙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工作。三年后，他受邀前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主任教员，投身于国防教育事业。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在教育战线上度过余生时，国家调整了课程设置，高伯龙面临着新的职业选择。 1975年，钱学森亲自与高伯龙会面，详细介绍了激光陀螺研究的国际现状和国内困境，恳切地希望他能加入这一国家重大项目。钱学森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高伯龙。尽管明知这项研究的艰巨性，他还是做出了第三次重大人生选择——加入激光研究小组。 高伯龙加入激光研究小组后，面对的是一片荒芜。当时的科研环境异常艰苦，没有专业实验室，更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面对这样的困境，换作常人可能早已放弃，但高伯龙却展现出了一位科学家的韧性与智慧。他带领团队将一间废弃的食堂改造成了简陋的实验室，这成了他们开展研究的主战场。 实验室里的基础设备几乎都是团队成员自己动手制作的。高压电源、铁架子等实验器材，都是他们一点一滴搭建起来的。甚至连软件系统，也是团队自己编程完成。在这种近乎原始的条件下，高伯龙创办了独特的＂技术攻关小讲堂＂，每周定期组织团队成员学习和讨论。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兴趣，有针对性地分配研究任务，将团队成员逐步培养成各个技术领域的专家。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却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短短一周之内，他就解决了团队长期困扰的离子噪音问题和陀螺信号稳定性问题。随后，他又编写了《环形激光讲义》，为整个团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照亮了前方科研的道路。 在激光陀螺技术的发展道路上，高伯龙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关键的决定。当时，美国正在使用二频差动激光陀螺技术，这是一条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然而，高伯龙通过深入分析，认为这种技术存在精度上的局限性，难以满足未来武器装备对高精度导航的需求。 他力排众议，坚持选择了更为先进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技术路线。这一选择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要知道，就连技术实力雄厚的美国，在尝试研发四频差动激光陀螺一段时间后都宣告放弃。面对质疑，高伯龙坚定地表示，美国没有成功，不代表中国不能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他们成功研制出了第一代实验室原理样机，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激光陀螺核心技术的国家。这一突破性进展，让整个团队备受鼓舞，也让国际科技界对中国的技术实力刮目相看。 从实验室样机到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高伯龙和他的团队继续埋头苦干，不断完善技术，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1994年，他们研发的激光陀螺样机终于通过了国家审核，并成功应用于火炮系统。 长期的科研工作和艰苦的工作环境，给高伯龙的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和糖尿病，为了避免哮喘发作，他常年穿着厚重的军大衣工作，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是如此。他的身上常常会出现痱子，但他从不抱怨，仍然全身心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 即使在晚年，身患疾病的高伯龙仍然心系国防事业。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确保中国在激光陀螺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2017年，这位＂背心院士＂在长沙安详离世，享年89岁，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