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人掩其书”的典型代表，他在治国理政、军事征战上的成就太大，以至于我们都忘了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是王羲之的“铁粉”，也是其“书圣”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推动者。如果我们想学到正宗的魏晋笔法，唐太宗的法帖是很好的“捷径”和“跳板”。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撰写前代君臣治乱的史料箴言，书写在十一幅绢素屏风之上，用于展示群臣，借文字内容传递治国鉴戒的思想，这便是《述古帖》，也即《屏风帖》。原作早就失传，南宋嘉泰四年，余杭县令王允初依据旧藏绢本墨迹摹刻上石，后世称折角碑。



这件作品对王羲之笔法的继承，并非简单复刻字形。唐太宗大量搜集王羲之墨迹，长期与虞世南、褚遂良探讨书学，他选取王羲之今草的使转体系作为基础，弱化晋人尺牍里随性简远的特质，增加书写动作的连贯性。



王羲之草书中，笔锋转换多在单字内部完成，字间牵丝克制；《述古帖》适当拉长字与字之间的连带，把晋人内敛的笔势转化成连续行进的书写节奏，在保留草法规范的前提下，适配横幅屏风的展示载体。



用笔细节层面，这件帖保留了提按动作的层次变化，笔画起收位置的锋面转换清晰，刻石没有过度抹平书写痕迹。转折处不做简化处理，笔锋调整的节点可以在拓本上识别。部分笔画的行进距离更长，连带笔画运行速度更稳定，减少潦草的连带，草字结构严格遵循晋代草法。



米芾曾经见过此作，看后直言：“见文皇书令人气慑，不敢临写”；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提出，这件作品轻俊流便，带有王羲之与虞世南的风格特征。包世臣认为此帖通篇连贯，但没有完全拘守王羲之旧法。



这件作品适合小草进阶练习，有明确的训练价值。很多人临摹二王小草，容易局限于单字独立练习，难以掌握连续书写的节奏。《屏风帖》保留完整的长篇书写样本，草字规范严谨，可用来训练多字连续书写，理解晋唐之间小草风格的演变脉络。



和《十七帖》相比，它的字间连接更多，书写逻辑更便于现代学习者上手，同时可以用来对照初唐对王羲之笔法的取舍改造，区分晋人原作与初唐临创之间的差异。在熟练基础小草之后临摹这件作品，能够打破只写独立单字的习惯，建立连贯书写的意识，补足二王体系学习中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