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广东女孩凌宝儿的父亲被打倒并入狱，她冒险越境逃到香港谋生，身无依靠，后来，她嫁给了贫困的周驿尚，并育有两女一子，不久后，丈夫出轨，凌宝儿带着孩子们过着艰难的生活，作为广州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她希望孩子们未来有所成就，于是以《滕王阁序》中的“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为灵感，给儿子取名周星驰。 观众看周星驰的电影，从最初的捧腹大笑到后来地笑着流泪，或许正因为他的喜剧底下，也有着抹不去的个人生活印记，这很大程度正是源于他的母亲凌宝儿。 离婚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她打两份工维持生计，却坚持给孩子买体面衣服，带他们看电影。 那段著名的“扔鸡腿”往事，多年后周星驰才解释，是故意弄脏让节俭的母亲吃，这份深沉的爱包裹在贫穷的辛酸里。 母亲爱唱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也爱戏剧，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周星驰电影里的许多场景，都能找到童年生活的影子。 九龙穷人区木板房的拥挤、潮湿，甚至他本人极度害怕的蟑螂，都成了《功夫》里猪笼城寨的灵感。 他时常趴在窗边观察街坊邻里的市井生活，这些鲜活的底层样貌，后来都注入了他的喜剧创作。 1971年9岁的周星驰被母亲带去看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内心激动不已，立志要成为功夫明星。 凌宝儿省吃俭用，竟真的给他在狭小的家里买了个沙袋，悬在餐桌上方，一家人吃饭时得缩着头，还要忍受他不时练拳打得沙子掉进碗里的调皮。 长大后电影成了他和过去和解的方式，他特意把探讨父子情的《长江七号》拍摄地选在父亲祖籍宁波。 费力找到旧宅，打电话告诉父亲，仿佛在弥补童年缺失的父爱，电影里父子同卧窄床的温情、床上抛接玩耍的欢乐，都是他对理想亲情的投射和追寻。 童年的匮乏动荡，塑造了他内向、缺乏安全感、追求完美的性格。他对金钱的执着源于“穷怕了”，在片场的严苛和不善交际也屡受非议。 如今年过六旬的他看上去更加平稳坦然，这份坦然背后，或许仍是一个在用一生治愈童年的“喜剧之王”，在喧嚣过后在孤独中慢慢和自己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