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遭捕，引发世界注目！爱因斯坦发来电报，向蒋介石求情放人；胡适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公正施政。 陈独秀的第一次被捕发生在1913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曾在安徽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他没有直接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 当袁世凯图谋复辟时，陈独秀参与了反袁的武装斗争。 然而，由于泄露了计划，陈独秀被捕入狱。 在社会舆论和民主人士的压力下，陈独秀迅速被释放。 此后，他流亡日本，并且开始用“独秀”这个笔名撰写文章。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作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 1919年，北洋政府出动军队围捕参与爱国示威的学生，陈独秀立即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6月，陈独秀又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议惩治卖国官员、收回山东权益等。 这些行动迅速引发了北洋政府的打压，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 许多人为陈独秀奔走呼号，要求立即释放他。 蔡元培等学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营救陈独秀。 章士钊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通过电文向各界呼吁。 他还通过个人关系进行呼吁，特别强调陈独秀的才华与对社会的贡献。 此时，北洋政府试图通过信息封锁来控制舆论。 22日，章士钊公开发表了两封电文，呼吁各界营救陈独秀。 此时，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支持陈独秀的文章。 位于四川成都的吴虞，曾是陈独秀的好友和《新青年》杂志的同仁，他撰写了《问北京政府》一文。 这篇文章与章士钊的两封电文一起，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 吴虞的言辞锋利，和章士钊的文风截然不同。 章士钊以理性和法律的角度进行辩护，而吴虞则以更为激烈的态度直接向政府发问。 北洋政府最终不得不在1919年9月将陈独秀释放。 政府对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敌视并未有所缓解。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多次遭遇查禁。 经过数月的停刊后，《新青年》终于在1920年重新出版。 这一期杂志中，不仅刊登了李大钊等人的诗文，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也作为一篇重要文章发表。 然而，随着1921年和1922年间社会保守势力对新文化的进一步打压，陈独秀在上海的编辑部两次遭遇搜捕。 第一次发生在1921年，当时租界巡捕房的探员发现了《新青年》的文稿，并没收了相关资料。 第二次发生在1922年，陈独秀不仅被捕，还遭到当众焚毁印刷品。 《新青年》的发行和编辑工作几乎停滞。 尽管如此，陈独秀并未放弃。 这一过程中，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包括李大钊、沈雁冰等人，纷纷发起募捐。 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发生在1932年，那时他正因病在上海居家疗养。 由于之前他已经多次被捕，这一次的逮捕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包括上海《时事新报》和北平《华北日报》等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 被捕的原因除了早先政府的通缉令外，还涉及所谓“危害民国罪”的指控。 次日，陈独秀被押送至南京。 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纷纷为陈独秀发声。 然而，政府依然坚持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决定依法审判。 1933年，陈独秀在南京法院迎来了他的公审。 尽管身体虚弱，他在法庭上依然思维清晰。 经过几次庭审，法庭宣布将于4月26日宣判结果。 陈独秀坚称自己无罪，而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也力辩陈独秀的言论并未危害国家安全。 然而，法院最终仍判定陈独秀犯有“危害民国罪”，并判处他十三年监禁。 陈独秀上诉，刑期被缩减为八年，且在1934年他开始正式服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的刑期再次被缩短，他最终于同年出狱。 之后，他移居重庆江津，直至1942年逝世。 在监狱期间，陈独秀依然保持着书生的风范，写下了七言诗《金粉泪》56首。 一些学界朋友希望他能够撰写自传，然而陈独秀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文字学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小学识字教本》的编纂工作中。 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与一位来自江苏南通的程老先生发生了一场学术争论。 程老先生听闻陈独秀在狱中专心于文字学，便专程前来拜访。 两人初见时，互相表达了对对方学识的敬佩，但在讨论“父”字的字形时，陈独秀认为“父”字是表示手持杖指挥他人的形象，而程老先生则坚持认为是捧火教炊。 双方辩论愈发激烈，桌椅被拍打声充斥，但最终两人未伤和气。 事后，陈独秀写信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前往任教，然而，罗家伦因程老先生的迷信思想拒绝了这一提议。
